随着税率攀升，美国家庭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将背负更沉重的税负，加剧财富不平等。
其二，关税作为产业保护伞。美国制造业自1950年代起持续萎缩，1980年代金融化浪潮加速了这一趋势。在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驱使下，企业普遍采取"裁员-外包-并购-回购"的资本运作模式，而非"保留-再投资"的实业路径。要逆转去工业化趋势，需根本性重构经济结构--削弱金融资本话语权，加大基础设施、新能源、人力资本与研发投入。
但特朗普选择简单归咎他国，将关税作为"美国优先"的核心政策。缺乏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关税只会推高工业品价格、扰乱供应链、抑制投资信心、加剧就业不稳定与通胀压力。
结合其削减联邦支出、取消新能源补贴、大规模驱逐移民等政策，这套组合拳几无可能重振美国工业竞争力。
其三，关税作为谈判筹码。特朗普秉持"零和"贸易观，要求各国扩大对美采购与投资。尽管他吹嘘获得万亿美元投资承诺，但现实堪忧：苹果所谓"四年5000亿美元投资"与其2024年全球1004亿美元股票回购相比杯水车薪；日本5500亿美元承诺中仅1-2%属真实投资；沙特、卡塔尔的"投资"实为采购合同；韩国3.5年1000亿美元计划不过维持其2024年232亿美元的年投资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