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与贸易合作模式发生变化，对我国出口及制造业的影响是怎样的？如何平衡好安全与发展？
李迅雷：出口主要取决于外需。外部需求是一个不可控的变量，而内部需求可以自主调整。明年的重心应该是放在扩内需方面，包括投资、消费，我主张减少对投资的依赖，更多地促进消费增长，政策需要在促消费方面继续发力。
如果出口规模缩减，国内市场将面临出口转内销的压力，同时，出口行业直接和间接关联约1.5亿左右人的就业。一旦出口量减少，出口行业的就业数量也将受到冲击。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所以，明年我们的应对方向，一是扩大消费，二是减少对服务业的制度约束，进一步鼓励发展服务业。
稳就业在于长期渐进发展服务业
《21世纪》：在一揽子增量政策中也提出，拓宽生活服务性行业就业空间。你如何看待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
李迅雷：中国过去30年来，都是赶超型的、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我们要从赶超型的增长模式转型到平衡型的增长模式，这对整个社会会产生很大影响，同时也会有比较大的阻力，所以要推进各项改革，尤其是财税改革。
这一转型背后的逻辑在于推进改革，通过收入再分配机制，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在养老、就业、医疗和公共服务等社会福利领域的支出，让老百姓生活更有保障，对未来预期更加乐观，从而促进消费。
服务业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但这种潜力的释放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我们不能期望通过简单的决策就能迅速实现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服务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更多地涉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交易，这种消费者对消费者（CBC）的模式能够催生出多样化的新服务需求。这种需求的增长并非依赖于特定行业的推动，而是随着居民储蓄率的降低和消费意愿的自然提升而实现。因此，服务业的发展潜力是广泛且深远的。
《21世纪》：近期，国家出台《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如何看待当前结构性就业矛盾？如何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李迅雷：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的用工数量减少。例如，自2014年以来，由于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持续下降，这一趋势已经持续了十余年，而制造业投资的增加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就业岗位的减少。因此，认为经济增长能够稳定就业的观点可能并不准确，因为过去我国稳增长目标的实现主要是靠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提高，或房地产扩大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并不大。
我认为稳就业关键在于发展服务业。假设制造业带动GDP每1个百分点增长，大约只能创造40万个就业岗位，而服务业拉动GDP1个百分点至少能够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
想要发展好服务业，还是要增加居民的收入，这是一个蛋和鸡的关系。首先要让蛋多起来或者让鸡多起来，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我们目前的问题在于，居民的收入在整个GDP的比重偏低，发展服务业有一定难度。
因此，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一是要增加财政在养老、教育、医疗方面的投入，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会对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二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数量增加后，居民的收入占比也会有所上升；三是进行财税改革，现在的收入结构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较高，而这一群体的消费意愿递减，所以要通过财税改革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