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万，仅是一个面上项目的平均经费。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24年度报告，2024年面上项目平均资助强度为48.83万元/项，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杰青）首轮每项可获得约400万元五年资助。此次被举报的5位涉事学者中，4位是杰青获得者--这意味着，每人手中掌握的国家经费，绝不止区区百万。
这笔经费从哪里来？来自纳税人，来自2024年中国全社会投入的3.63万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来源：国家统计局/科技部/财政部《202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5年9月29日）中国连续多年保持全球R&D经费投入第二位，2024年增速8.9%。但这笔钱流向了谁，又产生了什么，是一个从未被系统追问过的问题。
一个退学博士，查出了多少个审核环节没查出的东西？
耿同学的方法，令人震惊。但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本不该是他一个人来做的事。
他没有职称，没有单位，没有经费，只用了免费的AI统计工具和一晚上的时间，找出了同济大学那篇《自然》论文的数据造假。之后，南开大学64组数据小数点后两位完全一致、中山大学的论文图片挪用问题、上海大学那组"几乎完美的等差数列"……一个一个，接连曝出。（来源：新浪新闻，2026年5月）
而在他之前，这些论文全部通过了：期刊同行评审、学校内部委员会审核、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答辩。王平是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经历了科研体系中几乎所有的"专业审核"环节，没有一道关口发现问题。从有人举报到同济大学给出处理结果，总共只用了28天。（来源：新浪新闻，2026年5月）
这不是个人的失职。这是一套委托代理结构的失灵。
失灵的三角：谁是甲方，谁是乙方，谁是失踪的监督者？
在其他国家，有一种角色叫"Academic Detective"学术侵探。他们相当于中介：政府是提供资金的甲方，论文写作者是乙方，学术侵探查到专家造假后，政府按追回经费的一定比例向其支付酬劳。整套机制的核心，是让监癣行为本身有利可图。
中国没有这套机制。耿同学没有拿到任何钱，也没有任何法律授权。他能成功，是因为短视频平台给了他足够的传播渠道和公众关注--热度逗得高校不得不回应。但这本质上是一种脆弱的替代：热度退了，下一个举报可能就石沉大海。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当前中国科研经费的委托代理链条，存在三处系统性断裂。
第一处断裂：激励错配。科研人员的考核以发论文数量和期刊档次为核心，国家杰青等头衔直接绑定数百万经费、职称晋升、话语权。在"发表或灭亡"Publish or Perish的压力下，造假的预期收益远大于被发现的预期成本。一位财经博主在网络上直言："里面可以获得的好处太大了。"（来源：每日经济新闻，2026年5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