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接受大幅度降薪是一部分原因。据媒体报道，2014年，拥有交通规划专业硕士学位的项勤毅出任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智能交通调度高级主管，成为聘任制公务员，年薪为税后30多万元。入职之后，他接手了交通规划和治堵工作。2019年，他拿到续聘合同，年薪增长到税后50万元，"转为普通公务员的话，待遇可能直接砍半，这是我很难接受的"。
上述重庆市永川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与东部某省份沟通交流时了解到，有的人想用聘任制公务员的履历为个人增光，聘期到后，既不愿续聘，也不考虑转任委任制，而是转投大企业，寻求更好的发展，"有政府工作背景的人会受到一些大企业的看重。聘任制公务员的履历，会成为他们的加分项"。
当然，也有的聘任制公务员有转任意愿，但最终未能成行。
曾任中部地区某省份聘任制公务员的孙晓童（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是武汉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曾在一家事业单位任职。2015年，他通过公开招聘，成为该省首批聘任制公务员，出任某市某区管委会建设运营主管，合同聘期为3年，年薪大约是委任制公务员的1.5~2倍。
在聘期内，他全程参与了该区多个PPP项目的谈判、签约、落地推进。孙晓童表示，他有意愿转为委任制公务员，"从现实情况看，哪怕转任后降薪，委任制公务员的薪资待遇在当地也还是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工作更稳定，用人单位和我也都有这个意愿"。
为了满足转委任制公务员"聘期满五年"的门槛，2018年，第一个聘期期满后，孙晓童与单位签订了2年的续聘合同。
2020年，满足了任期门槛后，他所在单位向组织部门汇报，其所在的区领导也和市相关领导做了沟通，市一级的公务员主管部门带着其转任委任制的申请找到了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最终，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领导以这种转任在全国没有先例为由将此事搁置。"孙晓童说。
他直言，面对这个结果，他很诧异。"如果国家层面上没有相关制度规定，地方上缺少依据办不了，我也可以理解。但在国家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还无法转任，有些不能理解。"
转委无果后，他与单位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合同。两年后，考虑到个人发展问题，孙晓童辞掉了聘任制公务员职务。
现实中，一些反对聘任制公务员转任委任制公务员的声音确实存在。在2015年的一篇新闻报道中，四川某县一位组织部副部长坦言，试点聘任制公务员的初衷就是要做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聘任制公务员的优势在于通过市场化的机制，用高薪招募到高技能的工作人员。因此，如果一个岗位有更合适的人选，那么用人单位将聘任他人，"如果搞成铁饭碗，就失去了改革的意义"。
关于鲜见聘任制公务员转委的现象，庄德水认为，在制度层面，达到什么标准可以成为委任制公务员，并没有细化的规定。这种背景下，聘任制公务员很难转身份，升迁之路并不明朗。
郝玉明则认为，随着近两年来招录城市和岗位的增多，对聘任制公务员作用发挥情况、管理运行情况等还需继续跟踪观察，为今后的制度发展与完善提供实践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