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变的问题上，崇祯不仅没有积极地进行解决，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民变的规模。崇祯二年，为了节省开支，朝廷开始裁撤驿站，大批接受过正规训练的驿兵，因为没有了生计而加入了农民起义军，加剧了国内局势的混乱。而崇祯除了派军队进行镇压，并没有其他办法，历来对于农民起义，都是诛首犯，招抚参与者，而崇祯不敢这么来啊，安抚需要花钱的。反过来对农民军来说，我造反好吃好喝，被安抚了，反而要受盘剥，投降个啥啊，就造成了明末的怪象，民变越剿越乱。搜刮有方的魏忠贤，能够缓解财政困局
从天启后期，魏忠贤掌权后，开始大肆征收榷税也就是工商税，以及矿税，以此来弥补内帑连年支出的亏空。这两项收入，也不是魏忠贤首创的，明朝历代不被文人待见的皇帝都干过这事，矿税从明朝立国之初，就是由皇帝直接管辖，由内宫派太监进行管理，所得收入归入内帑。
但是后来随着文官权力的增加，各地矿山逐渐被以文官为代表的各地豪族和藩王侵占，最后皇帝收不回来了，所以从成化和正德开始，皇帝想了个辙，派太监去收矿税去，以此来挽回内帑的损失，魏忠贤延续了这一政策，着实为内库增加了不少收入，崇祯上台后，各地矿监被召回，终崇祯一朝没见到矿山的一两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