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管是清还是起义军方面既然都有干翻明朝的共同目标，那么在清廷眼里就有联合的可能性。早在明崇祯六年（1633年），在农民军于中原纵横驰突之际（当时农民军战斗力不足，明军总体占优），以皇太极为首后金的决策层讨论联合农民军的可能性。以豪格的设想，后金绕道攻明的时候，后金应该主动给起义军写信释放善意，并密切关注起义军的动向："一从宁远入，一从旧路入，夹攻山海关。得之则已，不得则屯兵彼地。遣人往招流贼，谕以来归，抚辑其众。不然，进攻通州。得与不得，姑久驻其地，往侦流贼情形。彼方分师扞御，我伺其懈怠，乘夜袭之，事可图也。"
爱新觉罗·皇太极
在松锦会战后的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月，清军第七次破口攻明，皇太极亲自下令，清军在进攻过程中，不得与农民军交恶，并要说大家都是因为迫于无奈而反明，是亲密的战友。如果得罪农民军，应该马上道歉云云。总而言之，一定要友好。《清太宗实录稿本》记载："若遇流贼兵，亦对他说：'尔等见明国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其举事一是一般。以善言谕之。倘误杀他一二人，即明对他说：出于无心误杀，不可与他相左。'"
而且这份最原始《清太宗实录稿本》还记载了一个《清太宗实录》里面一个没有的细节，就是关内某支农民起义军的特使也到达了沈阳联络上了清廷，可见至少在皇太极时期关内众多农民军对清军是没有恶感的，也把清廷当作了可资利用的联合对象。"上将流贼差来的唐通，交付与伯阳贝勒，若遇流贼的兵，可令他去。"里面的伯阳贝勒结合上下文意思，应该是阿巴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