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债务分类中，世界银行是不会区分该债务的用途去向的。比如用于支持消费的，包括社会保障、失业救济，再比如是支持政府运转，又或是消除经济增长瓶颈。正如我们前面说的，用于消除增长瓶颈（投入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投资，在建设期间，债务会逐渐增加，但是当建好之后，国家的还债能力增强，债务会下降。如果国际金融机构考虑发展中国家投资基础设施这类债务的特殊性，就可以获得更多贷款支持。
其次，世界银行是以债务总量来计算的，他们不会去区分债务是否会形成资产的可能性，如果是用来支持政府开支的，不管是失业救济，还是政府运转，用了就没有了。但如果做基础设施的投资，那就会形成资产，资产是有收益的，那净债务就会比总债务少。
所以，当时我在世界银行就开始倡导，要重新反思债务可持续的框架，必须区分债务是否能够用来消除增长瓶颈的投资，还是用来支持开支消费方面。所以，在考虑债务可持续的时候，这两者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应该有所区分。
我比较高兴的看到，现在国际发展机构包括IMF、世界银行已经开始转变方向，衡量借债国的债务，不仅要考虑总债务，还要看资产，因为有了资产，净债务就低了；并且也要看举债的目的是什么，是用来消费的还是用来投资的？如果是投资型债务的项目来举债，将来不仅债务不增加，还能把过去的债务还清。
中国海外援助模式是对华盛顿共识的背离
观察者网：您提到过，无论是从传统的官方援助的发展思路、还是具体的执行技术环节方面，都没办法对发展中国家起到比较重要的、有效的援助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海外基础设施援助，逐渐受到国际欢迎的一个原因。中国的对外援助，正如您前面提到的，将基础设施和经济转型相结合，逐渐发展出合作区模式，您认为中国这种超越传统的海外援助模式是和华盛顿共识的背离，具体如何理解这种背离？
林毅夫：首先，华盛顿共识认为发展基础设施是一种投资，市场会自行解决，例如，世界银行在二战后帮助各国战后复兴，当时的基础设施是世界银行最大的部门。然而，2008年我去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时，基础设施这个最大的部门已经消失了。因为19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崛起，西方国家认为市场就会解决基础设施投资瓶颈问题。
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在没有政府和国际机构的支持，基础设施在1980年代后的投入非常少，只有移动通信这一项基础设施投资市场会感兴趣。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自然垄断，第二，收费容易。因此，如果移动通信全面开放，市场上不同的主体真的会积极地去投资。
而其他的基础设施，比如说灌溉、电力、道路，基本上市场都解决不了，这也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到处是基础设施瓶颈的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也是造成发达国家现在基础设施老旧的原因，主要还是发展思路的问题。
我之前提到过，发展中国家有两个优势，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如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必须要有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在短时间内无法在全国全面铺开。那我们的解决思路就是像毛主席讲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先在一个地区建园区，让园区内的基础设施先达标，这样就能够很快结合当地的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起来后就能够创造就业、增加出口和政府税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