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范仲淹"精贡举"的措施对于这些读书人来说，无疑是阻挡了他们上进的道路，一旦彻底推行下去，科举难度提升，录取人数下降，原本可能成功入仕的读书人就要被拒之门了外，这相当于斩断了他们的希望。这几乎是触动了整个读书人集团的利益，而后果就是庆历新政遭到了大量读书人的反对，改革根本没办法进行下去。
宋朝的朝堂之上，朋党之争一直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就会有政见不合的敌人。在儒家学说中，君子与小人势不两立，这进一步演化成了简单的对立的关系，这也是朋党之争的来源。但是结党营私的不一定就是奸佞小人，君子也有可能结党。毫无疑问，范仲淹当得上君子之称，但是在宋朝的朝堂之上，一旦被打上朋党的标签，就算是信任范仲淹的宋仁宗，也不免会猜疑新政是真正为了改革，还是他们用来去除异已的党争手段。要知道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在庆历新政中都被宋仁宗委以重任，身居高位，若这样一群重臣联合起来，是足以威胁皇权统治的。
随着改革的开始，被触动了利益的守旧官僚的反对声越来越高，连当朝宰相章得象也下场站到了范仲淹等人的对立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朋党的说法开始在官场上流传开来，并传入了宋仁宗耳中，一下子引起了宋仁宗的反感和猜忌。而范仲淹等人之所以有能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正是由于宋仁宗的全力支持。可是在猜忌之下，他们失去了当权者的信任，改革一事几乎如同无根之水，很快就变得难以继续下去。作为主持新政的一干名臣们也在所谓的朋党之争下，先后被调离中枢，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推行一项新政，只有切实地贯彻落实下去，才能看到实际的效果，知晓执政的得失。不过很遗憾，庆历新政在这一方面完全没有做到位。虽然其中有部分是由于低层官员的不配合造成的，但是更多的还是源于推行新政的一干大臣。范仲淹确实是忧国忧民的一代名臣，不过相比晚年的他，刚刚开始推行庆历新政的他并未真正实践过，也不明白变法到底应该怎么做。事实上，不只是范仲淹，主持新政的其他人大多也都是身居高位，没有切实地去下层进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