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美国现在越来越围绕着中国制定本国的防务战略，这一事实对其他战区产生了制约性影响。如果一位美国总统知道五角大楼需要竭尽所能去与中国打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那么他（她）就会迟疑对伊朗或俄罗斯使用武力，以免在太平洋地区爆发冲突时，华盛顿会措手不及。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失去外交影响力。自2021年初爆发台湾和乌克兰危机以来，一些观察家推测俄罗斯和中国正协调发起行动，以使华盛顿陷入两线作战的危险境地。而现实是，要从美国的过度扩张中获利，几乎不需要进行明确的协调。
莫斯科和德黑兰的领导人可以看到，美国在军事上捉襟见肘，渴望更加防范中国。这刺激了他们加紧挤压华盛顿，期望利用一个超级大国分身乏术的时机获取利益。正如俄罗斯问题专家迈克尔·科夫曼（Michael Kofman）所写，普京正利用军事胁迫手段来改变后冷战欧洲秩序，他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策略是基于他相信“来自中国的更大威胁”最终将“迫使华盛顿妥协和重新谈判”。美国越关注中国，美国可能就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在其它地区保持更大的克制。
伊朗核设施卫星图片
然而，过度扩张并不仅对次要战区产生危害。外围出现的弱点最终会造成中心也出现弱点。十年前，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以缩减中东军力，转而将其部署至太平洋。伊拉克随后的崩溃迫使华盛顿重返中东，打了一场持续多年劳民伤财的战争。
类似地，如果美国到了要与伊朗摊牌的时候或者俄罗斯试图改变东欧现状，那华盛顿可能会发现自己要再次把注意力从太平洋地区转向那些筹码不足但仍对自己至关重要的地区。美国的防务战略越来越关注印太地区，但美国的外交政策却仍固执地坚持全球性。这是在自找麻烦。
左右为难
显然，军事实力并不是全球事务中唯一重要的东西。但只要武力仍然是裁决国际争端的终极力量，那军事实力就是一项有效外交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中俄和美国的其他对手不太可能被拜登的“无情外交”吓住，除非他们也对支撑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力量感到畏惧。
从历史上看，过度扩张的超级大国最终都会面临艰难抉择，要如何解决“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一困境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英国发现自己已无力应对过多的对手时，它开始安抚那些不那么危险且与自己关系亲近（包括美国）的对手，以便集中精力遏制德国。当朝鲜战争表明华盛顿的军力无法支撑其遏制政策时，美国被迫进行大规模的军力建设以弥补缺口。
通过管控美国与伊朗、俄罗斯和其他挑战者之间的紧张局势，同时鼓励欧洲盟国和中东伙伴承担更多的本国防务责任，拜登政府可能试图借此回避这一困境。这是可以理解的本能反应。在短期内，切实收缩防线所付出的地缘政治代价再加上重整军备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似乎远比现在的无所作为更令美国举步维艰。然而拜登任期的第一年已经表明，过度扩张会损害美国的战略贷款分期偿还计划。最终，世界将会惩罚一个允许本国战略赤字超长期过度增长的超级大国。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外交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