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历四年的时候，新政开始受到诽谤，谏官们纷纷以朋党来指责范仲淹等人，这时滕子京事件已经发生，由于范仲淹有意的保护滕子京，使得仁宗皇帝开始动摇，怀疑范仲淹对实行新政的可靠性，也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有当年四月，仁宗质疑范仲淹"朋党"，而欧阳修以《朋党论》回应的政治事件。朋党事件之后不到一个月，范仲淹又要求加兵屯、修京城等七事，无一不在提及加强相权，这些事都凑在一起，宋仁宗就是想回避都回避不了。
加上范仲淹新政最后一条"修武备"，要求在京城招募军队驻守，而当时禁军的指挥权在枢密院手上，范仲淹本人刚好就是枢密副使，也就是说，如果范仲淹手握一支身处皇帝身边的大军的话，谁敢保证他不会再行唐朝玄武门之事？我们后世肯定知道范仲淹是个品德高尚的圣贤，可安禄山、赵匡胤最早不也是忠臣，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是你不想上也不行，世界上最看不透的东西就是人心，这点放在任何皇帝身上都是不敢尝试的，因为敢尝试的都没有个好下场。
总结：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很多，其根结还是在于新政主持者范仲淹身上，他把一切都想得太美好了，却忽略了封建王朝的局限性
历代改革者要想成功，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利是最必须的，可他们最后都免不了失败的结局，就是因为在相权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挑战皇权的地位，这是封建王朝的时代局限性，尤其是宋元明清四朝，皇帝对臣子的不信任导致了他们在集中相权做事上就无法放开手脚，要时时面对着损害皇权的风险，步步惊心、如履薄冰地走。
至于地主豪强、官员们的话，其实对新政也没什么反应，因为都烧不到他们头上，解决贫富悬殊的土地问题没有，控制官员人数、开除冗官没有，至于恩荫制度也没动到上层贵族的蛋糕，只是在下层贵族之间执行而已，这些人对朝廷的影响力其实都不大，所以新政的失败与其说是得罪了官僚集团，倒不如说相权和帝权之间的矛盾集中爆发而导致的。
作者/一贰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后乱编，喜欢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