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新政的内容看起来很理想，可是实行起来却十分地困难，这困难同样是范仲淹给自己挖的坑，以明黜陟、精贡举、择长官三项来说，范仲淹主张的是责任制，一人有事众人获罪，想以此来把官员们绑起来，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历代王朝都最怕见到的情况：朋党。
原因很简单，以前推荐被说成是结党营私，那范仲淹您老人家是不是就能保证自己所选的官员就不是朋党呢？下级官员有了上级官员的保荐，自然会对领导们感恩戴德，遇到事情也很自然地就向领导们靠拢，虽然说下级官员犯错保荐人也要受罚，可是别忘了，明黜陟里有一条就是要考核官员的成绩，那要做成绩哪能避免不踩坑呢？犯点小错不怕，就怕不做事，可是这错误的范围多大，在哪个节点算大错呢？这些还不都是执政官员规定的。
所以在选官这一项上，范仲淹偏偏就踩中了地雷，他自己是执政者，难免对一些人或事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著名的《岳阳楼记》里开头所说的"滕子京谪受巴陵郡"就是如此，滕子京为什么会被降职，就是因为他在泾州任上以公家财产配私人名义，抚恤当地的少数民族和游士故人，而且账目不清不楚，这是明摆着公器私用，犯了大忌讳，本来是要彻查的，可结果在范仲淹的保护下，滕子京去了山清水秀的巴陵修楼，过逍遥日子去了，这让日后被贬到海南烟瘴之地的苏东坡情何以堪啊！
连执政者自己都无法做到公正公平，何况是底下的人呢，所以从一开始，庆历新政就无法贯彻下去，其中最重要的"明黜陟、精贡举"这几项有关人事安排的，基本上都成了书面材料，范仲淹就这样说，官员就这么听，可实际操作起来又不是这么回事儿了。而且范仲淹过度相信人事了，一昧地认为只要吏治澄清就能国富民强，可是人性是很难改变的，新政并没有从源头改进，而是在已成的弊端上加以改进而已，这就注定了新政的局限和最后的失败。
至于说仁宗皇帝本人的仁弱，不敢得罪官僚集团什么的，其实并不是，自古以来任何有志改革的帝王都是已经抱着要得罪人的态度的，如果说不敢得罪人的话，那宋仁宗就不可能会同意改革，也不可能把得罪人立竿见影的"择长官"一条最先实行了。他之所以最后废除新政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范仲淹犯了历朝历代的大忌：范仲淹只是解决了旧的朋党，可按他新政的做法，则新的朋党很快就会再次出现，到最后还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