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社会养老压力进一步凸显。2021年后，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社会养老压力将浮出水面，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失调的人口结构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养老危机或将爆发，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相当大，家庭和社会都面临着养老风险的冲击。“四二一”家庭结构，需要赡养老人增多，同时又要多繁衍后代，中青年将不堪重负。今后高龄、独居空巢老人将进一步增多，这将带来严峻的社会问题。
尤其是2030年后，届时供养一个老年人所用的劳动力将由目前的近5个演变成2个。现在的不到3个在职工作人员供养一个退休人员，2030年不到2个在职工作人员将要供养一个退休人员,到2050年不到1.5个在职工作人员需要供养一个退休人员。未来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空前挑战,特别是农村养老更是十分薄弱。
五是区域发展分化将加剧。随着老龄化进一步加深，人口的抱团效应将凸显，人口流动尤其是青年人口将向有活力的区域聚集。人口快速增长的区域需求更旺盛，活力更强，税收财力更强大，有较好的公共服务，能提供较多就业机会和有较高收入。随着老龄化加深，将来势必有些区域将被边缘化。
从国际上看，老龄化加深后，日本人口向东京都市圈聚集，东京都市圈人口规模逆势增长，呈现单极化集中。韩国人口向首尔都市圈集聚，首尔都市圈仅占韩国0.6%土地，却集中着韩国半数人口与经济总量。
六是经济增速将由高速转向中高速、中速。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今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将长期并存，中国发展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和战略风险期将长期并存。
作为发展中大国，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依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因素。劳动力供应量的急剧下降，造成中国在现代化进程推进中，过早丧失了劳动力比较优势，既无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又无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呈现高端挤压、低端挤出的发展困局。
老龄化是全球发展危机的总根源，老龄化弱化全球总需求，由于科技进步，全球生产供给能力将持续上升，导致全球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将是长期现象。抢占总需求份额就成为不少国家政策的必然选择，贸易保护主义由此而生并愈演愈烈。今后，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以及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将长期存在，这将导致中国传统的出口导向和以市场换技术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早见顶，将导致中国中高速增长期周期缩短。虽然完善制度、推动创新会对冲部分潜在生产率下降的影响，但人口危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根本性、方向性的。依靠科技进步会增强生产供给能力，但无法扩大社会总需求，少子老龄化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灰犀牛。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即0～14岁人口占比在20%以下)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经济体演变成发达经济体。此外,进入老龄社会(即65岁及以上占比达14%)的国家经济增速都未能较长时间维持4%以上。因而，进入老龄社会后，中国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中速。
由于未富先少、未富先老，目前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开始丧失，而且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增强，以及发展的外部环境趋紧，造成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人口即命运”，在全球风云激荡新形势下，我们要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国家发展，只有确保人口安全，才能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维护国家产业和经济安全，提升国际竞争力。现建议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