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劲草，出生于1956年，是一个纯正沈阳人。我下过岗，做过服装裁剪，开过印刷材料厂，生意失败后，孤身一人去荷兰打拼，靠努力给儿子和自己都买了房子，收获了幸福的晚年。我一直相信，女人要自强，不要靠家里，也不要靠男人。
我大概一岁时拍的全家福，妈妈手里抱着的是我，爸爸抱着我姐姐，前面站着哥哥。
我小时候，爸爸是铁路印刷厂的工人，妈妈是建筑工人，家里孩子四个，我排行老三。
那个时代，中国的家庭都重男轻女，家产都是留给儿子，不会给女儿。妈妈经常告诉我，好女不穿娘家衣，好女不吃娘家饭。
我父母都挺能吃苦，挺要强，我性格就像他们，从小自尊心就强，总想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1975年，我初中毕业了，之后就下乡，在农村待了四年。
1975年，我初中毕业时的毕业照。第一排左边第二个，穿格子衬衣的那个就是我。
那个时候很单纯，都不知道农村什么样。等到去了之后，老苦了。土坯炕刚砌完就让我们睡，底下都是水珠子。刚开始炕没修完，知识青年又太多，一个炕上睡十几个人。发给我们的玉米面是受潮变质的，不能给牲口吃，但人吃不会死，玉米面煮出来的发糕颜色像水泥，一啃上去几个牙印子。
别看我个子矮，一米五二，但我特别能干。一般下乡青年第一年不插秧，但我干活快，第一年社员就让我跟他们一起插秧。在泥里四脚着地，插完秧，腿都站不起来的。打稻子的时候，麦芒扎进脖子里，老刺老痒了，戴上风帽也不行。那时候我就发誓，这辈子不想干这样的工作了。
后来我被选成了青年点一个小组的小组长，领着四十多个人干事。什么都干过，做板报，掏厕所，跟着农业技术员做育种，人工授粉——就是把这条须剪下来，把须上的粉抖在另一个玉米须上。晚上蒙上被，大家都在盘算什么时候能回城？回城是很难的。我那时经常做噩梦，梦见我人在城市里，但户口回不来。谁想留在农村啊？
2015年，我们一起下乡的知青的合照，背后是我们当年住的房子。左起第三个，穿着红色外套的是我。
那时候有人爸爸是当干部的，就想办法安排去青年点当干部，能早回城。我是恢复高考后，自己考回城的。我们青年点一百七十多人，就考回来两个人。1978年，我下乡第三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当时的知识分子家庭都让孩子回家复习，准备高考，我父母都是工人，没有那个远见，于是我错过了第一年的高考。
一到冬天，农村用不着人力了，就让我们回家猫冬。1979年的冬天，当时我弟弟已经八年级了，可以考中专了。我妈妈说反正你待着也是待着，就跟你弟弟复习，一起去考中专吧。我二舅住楼下，是老牌大学生，我复习的时候请教他，问他什么是化合价？他说，你要是连化合价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我真的没法辅导你。没人辅导，只能靠自学。
1970年，我跟姐姐弟弟要拍证件照，为了省钱，我们三个人一起拍，再切开，就是三张。这就是我的证件照。
那时候书都没有的。母亲托人从上海给我带了物理书，就只有上册。我有个亲戚，他家邻居那时候有个黑白小电视，我们就经常上他邻居家，看沈阳一个中学老师讲数学，就这样听几课。早晨起来，咔咔背政治，背历史，白天做题，累了就休息。
在家里复习了一个月，就去考试了。
语文考试我印象很清楚，作文是写“难忘的一件事”。我写的是我们小队在打稻子的时候如何节省，把剩余的稻穗捡起来的故事。还有一科，我中途鼻子出血，老师领我去洗干净，然后继续考。当时中专的体检线是245分，我考了250分，分数够体检线，不够录取线，国家有政策照顾知识青年，我没考上中专，但可以上技校，学的机械专业。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在一家国企做制图，哪个机械坏了，我就拿着设计图去修。
26岁时，我到了结婚的年龄，那个年代挑对象挑高个儿，我那时又瘦又小，一米五儿，八十多斤，很难找对象。后来我为了结婚而结婚，很匆忙就结婚了。婚后有了一个儿子，六年后，因为感情不合，我离婚了，儿子判给了前夫。我现在经常告诫别人，不要因为年龄到了就结婚。
我二十多岁时的照片。
1988年是我人生的最低谷。我离婚了，也下岗了。我在单位是全民职工，在以前是很了不得的，所以下岗那段时间特别失落沮丧。我记得有次，家里没有人，我就站在煤气灶边上，想把煤气打开，但想到自己还有孩子，唉......
在我下岗前的几年，爸爸就下海开印刷厂了，家里条件变得蛮好的。下岗之后，爸爸给了我二百块钱。那个时候重工业职工月工资是三十八块六，轻工业三十五块，二百块是一笔巨款。
爸爸当老板，但我这辈子这么花他的钱，可能就那二百块。家里不缺我吃喝，但我就是不想靠家里。
下岗第二天，我看到《辽宁广播电视报》有沈阳工人大学招服装裁剪学员的信息，第二天我就去报名了。我从小对制作服装就有兴趣。我本身有制图技术，学这个很快。别人一天学一样技术，我一天学两样，白天学做，晚上学裁，一个月后，我租了别人一个小店，就开了服装店。爸爸给的二百块，五六十交了裁剪班的学费，一百多交了房租。
我住的离市场挺近的，有时候父母早上给我送一点吃的。白天裁活，每天到半夜十二点才睡觉。那时候干个体少，我一个月挣一千块钱，家里也不用我花钱，就这样，我很快就成了万元户。但房东也是干服装的，我们之间有竞争，一年多后，房东就不租房子给我了。
在学裁剪的时候，我还做了第一笔买卖。当时毛线挺紧俏，我就进毛线，把亲朋好友钱借了一圈，大概一万多。这个客户也说要订，那个也说要订，但都没交定金，之后又都不要了，这一万多块钱货就砸手里了。那时候一万多块钱货可了不得，别人也着急找我要钱。我折腾了将近两年，才把这笔钱给倒腾回来了。
干生意那段时间太忙，都没留下什么照片。这是我2004年到荷兰后，周末去摆摊卖首饰，又做了点小生意。
关了服装店之后三四年里，我还密集地干过很多其他生意。
1990年，百褶裙很流行，满大街都是女孩穿百褶裙。我跟一个朋友合伙，他出设计图，我找人加工，做了一个压褶机。压裙褶一条五块钱，加上给裙子上腰头，一条收十五块左右，一天能接上十条八条，挺挣钱的。我们管那个机器叫“造币机”，把裙子片放进去，“乓乓乓”，一分钟，出来就有褶了，就像印钱一样，来钱快。这生意我做了一个夏天加秋天，到了冬天，这就不时兴了，我就把机器卖了出去，卖了两千块钱。
大概1993年，我跟朋友合伙做生意。他在沈阳五爱批发市场有个店铺，那是全国第二大市场，仅次于义乌。当时市面上女孩童装比较多，我偏个冷门，做男童装。春节前夕，我设计的童装非常抢手，一个小时，全部抢光。买我们货物的大多是“精品屋”，他们买回去都能再卖个高价。我们那时一天能卖六十多套，一天一千多块钱到手不费劲。但后来因为大家有矛盾，这个事就黄了。
这之后，我在沈阳铁西商业大厦做柜台，对外裁活。其他柜台都愿意裁西服，因为西服好裁不好做，但我啥都敢裁，他们都叫我“花样专业户”，所有别人不敢接的活都到我那儿去。我白天就接一大旅行袋的活，回家一裁裁到半夜，配完料，我专门雇人给我送活取活，送到给我加工的人家里，我第二天再把做好的服装带回柜台。就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来商业大厦不租了，我就整了个“倒骑驴”（人力倒三轮车），在一个马路边上收货，我姑姑帮我看摊。后来我家动迁房子，那个“倒骑驴”在外边被人偷跑了。
生意失败一个，我就立马去寻找下一个商机，没有时间去懊悔，我只想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不想靠家里。
我爸爸是开印刷厂的，我因此知道做印刷制版挺挣钱的。印刷需要制版，比如一本杂志，正反面封皮要制版，才能上机器彩色胶本印刷。我没干过这个，但我的领悟力特别强。那时候有个大姐，在沈阳国营的大印刷厂制版室工作，她边走路边跟我聊怎么制版，我就学会了。
1996年，我就做起了印刷制版生意，这是我人生中最挣钱的一笔生意。整个硬塑料板，长一米五，宽一米，五六毫米厚，刻上细槽，上面搁个薄片，像相片的底板，板下是一个真空泵，一抽真空，再用红灯白灯一曝光，显影定影，就完事。一个杂志的版正反面八百块，一天做两套，很轻松。好多外地的不能制版，就上我们家制版。在这一年多里，我挣了六万多。
但很快，制版就上电脑了，社会发展很快嘛，就不用我们了。
1998年左右，我牵头办了印刷材料厂，我投了十多万，把以前做裁剪、制版攒下的钱几乎都投进去了，我爸爸也投了十几万，我负责经营，每个月给他两千块的分红。但外行真的不能做内行。我们买设备的时候被人骗了，设备十来万买的，却是别人淘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发挥了自己的技术专业，自行改造了机器，这台机器之后维持了四年，厂家说我们是唯一一个自己改造的商家。
我们当时的一百多个客户，分布辽宁各地。差不多每一个月左右，我都要跟车去回访客户。有一次回访客户的路上，下雪，金杯面包车打横，差一点就撞到旁边栏杆上。后来我觉得这个行业越走越窄，如果我们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更新设备的话，我们终将被淘汰。我就想把厂子兑出去，我爸不同意。我就背着我爸，把厂子兑出去了，好歹没赔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