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政权得到一些势力和大家族的支持或默认
环球时报：塔利班首次执政时，女性几乎没有受教育权和工作权。这次塔利班上台后，一些消息显示塔利班对女性的态度有一定转变，但还是存在大量限制。您在那边了解的情况如何？
汪段泳：20多年前执政时，塔利班对待妇女的举措被认为是不符合现代社会标准的。但这次在阿富汗看到的情况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当前的阿富汗，还是有不少女性是穿“布卡”（全身罩袍）的，如在塔利班的起家之地坎大哈就更为明显。但在另外几个城市，似乎女性穿布卡的比例没那么高，相当多妇女只穿“阿巴亚”或“恰多尔”（即长罩袍、戴头巾、不蒙面）。我在一些工厂里也看到有女性在工作，其中一些人还是未婚青年，据了解她们不需要像塔利班上一次执政时那样——外出需要男性家人陪伴，现在她们自己就能单独出门上下班。女性的受教育权也受到很多关注。我们在当地听说或看到新闻，很多学校的女学生还可以正常上学，但有些地方已出台部分限制令，然而在这次田野调查中很难实地确认。
需要说明的是，塔利班对女性政策的放松，可能是受到多种客观条件的影响。比如与20多年前极大不同的社会心理，以及外部压力等。仅从经济角度看，很可能与阿富汗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相关。这次我走访了现政权中负责社会福利的部门，主管官员说因为长期战乱，全国各地都有大量的遗孤家庭，家里的成年男性（包括士兵和平民）死亡或残疾，导致缺少成年男性劳动力。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塔利班一定程度上放松对女性的管制，默许她们参加工作，部分原因或与严峻的经济形势有关。所以，对塔利班当局社会政策的判断，仍需要时间来检验。
环球时报：从高层到基层的塔利班你们都有接触，对他们的印象如何？
汪段泳：过去大家印象里的塔利班都是“农民进城”，但这次我接触到的确实有些不一样。目前政府人员中有一些严格来说不算塔利班，因为有一部分是前政府的留用人员，比如交警、机场警察等专业人员。还有一些中高层人士也不一样。我见过一名非常专业的阿富汗外交官，年轻、聪明、精干，在国外拿到学位，能讲很好的英语，是典型的精英。我问过他为什么会留下来，他的回答是：“如果我不留下来为阿富汗人工作，那谁来工作？”我相信他这样的解释出自真心。但他也承认，这同时也是家族的安排。我在各级政府中遇到的一些中高层工作人员，都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亦不乏海归人员。他们说，无论怎样还是要吃饭、要生存的，不可能所有人都跑出去。
塔利班自身也在进行一定的调整。例如喀布尔大学的校长在塔利班进城时就走了，原本塔利班新任命的校长是一个毛拉，只接受过神学院的教育。因此，喀布尔大学的70名教职员工联名写信抵制并集体辞职。但当我们去访问喀布尔大学时，见到的是一位刚上任的新校长。他在另一个伊斯兰国家拿到博士学位，并在当地名校任教十几年，是研究伊斯兰教义学和法律的教授。从知识水平和专业的角度看，以及过去他和阿富汗国内牵扯较少，请他回国担任喀布尔大学校长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这可以视为塔利班进行调整和妥协的一个例子。
尽管塔利班吸纳了一些前政府人员，还招揽了一些专业人士，但显然还远远不够，人力资源不足意味着不会有高效的官僚体系。现政权要达到充分有效的国家管理和经济建设所需的专业水平，显然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以上几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现政权的政治结构是多元的。它得到一些势力和大家族的支持或默认。塔利班执政肯定是有一定基础的，但这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广泛的民意基础可能不同。
对中国企业援助和投资阿富汗的建议
环球时报：大量数据和信息显示，阿富汗正陷入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汪段泳：以我们在几个大城市的所见，阿富汗当前的民生困境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并非没有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供应，而是居民没有购买力。现在阿富汗人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塔利班重回喀布尔后，很多前政府公职人员丢掉工作，好几个月没有收入，现有的工作人员也被大量拖欠工资；另一方面，塔利班政府以美国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存在美国的全部95亿美元资金为由，限制居民和商家从银行取款，并且限制取外汇和本币，大家即使有钱也取不出来，这就进一步抑制了购买能力。
我们也想搞清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的情况，先后问了阿富汗的几个部长和地方省长，如需要多少粮食、衣服、木炭，但没有一个部门能讲得很清楚。我们只是看到城市里的情况，并不清楚农村究竟怎样。我们提出下乡走访的要求，但需向有关部门申请，最终对方都以“安全不能得到可靠保障”为由拒绝。可以想象，农村的情况肯定是非常恶劣的，因为阿富汗仍有3/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特别是分布在边远地区，比如在西南部、南部交通条件极差的地区。这些地方应该面临最严重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