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作为日本的首相，尽管与美国的合作极为顺畅，但是岸信介仍然在1960年1月19日主持推动了《日美安保条约》，通过与美国签订新的美日安保条约的方式，将悬挂在日本右翼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即驻日美军“镇压日本国内暴乱”的所谓“镇暴权”条款，实质性地从条约中移除了。
很显然，在岸信介、佐藤荣作之后，成为一家中第三个荣登日本首相宝座的安倍晋三，完整而系统地继承了“昭和妖怪”的右翼战犯基因。这种基因，支配了安倍晋三的三类主要活动：
第一，强化与美国关系的绑定，但同时时刻以各种方式试探美国对日本的真实控制程度，谋求在适当时期卸掉被日本右翼看作是“奇耻大辱”的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并且在自卫队能力建设上实质性地重新恢复二战时期日本帝国海陆空军曾经拥有的辉煌地位。
从操作方法上来看，最近一段时间安倍晋三在日美安保体系与台湾问题上的“大放厥词”，其实是一种经典的日本右翼“下对上撒娇”，试探作为安保体系主控者美国真实实力、意志及对日本管控能力的精心操作；如果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为了牵制中国的战略威胁，已经事实上放松了对日本右翼的警惕与管控，则后续会出现更多的试探，其中一个主要的方法，将是以“配合美国需要更大的行动自由”为理由，推进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实质性修改。
第二，以一种近似病态的方式，渲染并强化“中国威胁论”，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充当遏制中国的急先锋。
对安倍晋三这样的日本右翼来说，中国的崛起，是一件更加不可接、更具有冲击性的事情。因为根据日本右翼自我催眠的历史观，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是一个脱亚入欧的亚洲优等生，而且是唯一成功的一个；中国1949年之后实现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在经济体量上将日本决定性地甩开之后，日本右翼始终无法接受并认可中国的成功，因为这种接受和认可将同时衬托出日本选择依附与追随美国的错误——根据日本右翼的行为逻辑，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是右翼理想中的所谓武士，那就是拔刀对砍，谁活下来谁就是正确的。
在现实中，安倍晋三通过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大放厥词的方式，宣泄心中的焦虑与恐惧；同时，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安倍晋三之流还非常希望能够由日本用极小的代价促成中美的正面迎头相撞，最好一场大战后，中美两家，一死一伤，而伤的则躺在日本操刀的手术台上，予取予求，昔日的“日本帝国”与“共荣圈”的梦想，可以用这种戏剧性的方式低成本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