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的是未来，不是现在。”无论如何，首先得赶上这趟时代列车。
从事房地产销售的王丽娜告诉我们，去大厂的买房客80%都是出于刚需。两居室在没结婚的小年轻里最受欢迎，自己住够用，转手也相对容易；新婚或者刚有孩子的小两口买三居、四居更多，还得考虑到把家里老人接来同住。二胎政策放开后，两居换三居、三居换四居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2014年年底，地铁6号线延伸段正式通车。次年，北京市政府将东迁至通州的消息频频传出，包括大厂在内的北三县房价一路狂飙，最高时涨到接近3万一平。在通州城关上班的胡月原本还等着降价，此时再也按捺不住，甚至没有实地考察，只在售楼处看了规划图纸就敲定了一套三居，“有哪套赶紧选了得了，不然马上就被别人抢了。”
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房价高涨……新大厂人带着各自的梦来到这里，以时间换空间、以当下换未来，是他们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最优解。
N种交通工具，四小时通勤，一条进京路
一晃八年过去了，未来还没来，已经32岁的焦梓铭仍然日复一日地走在漫长的通勤路上。他的每个工作日早晨都是以分钟为单位的。7:20起床，20分钟后迅速出门，步行100米到小区停车场，坐上提前约好的拼车。为了抓紧时间在路上眯一会儿，他很少自驾上班。
检查站是决定通勤多久的关键点。目前，大厂县设有两处进京检查站，共六条机动车道。检查站早期只查身份证，疫情后开始测温、查行程码，更严格时还需查验三证（核酸检测证明、居住证明、在京工作证明），逢车必检、逢人必查，堵车因此成为常态。
大厂检查站示意图
根据焦梓铭的经验，通过检查站一般需要40分钟，那么8:40前他就能到达潞城地铁站。潞城到金台路一共13站、34分钟，顺着人流换乘14号线，再坐3站，然后小跑着骑上共享单车，沿着尘土飞扬的施工路段骑行15分钟，9:30前能赶到位于朝阳东四环的影视公司。
据《2021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主要城市单程平均通勤时耗36分钟，北京以47分钟高居榜首，平均通勤距离11.1公里。同时，北京极端通勤（60分钟以上）人口占比27%，远高于上海（17%）、广州（13%）及深圳（12%）三座一线城市。
但在大厂，单程120分钟的通勤时间已经是最理想的情况。如果碰上一些“摩擦力”，例如每周一的早高峰和每年召开的两会，数万名通勤人员在路上的时间就会骤然拉长。这种时候，为避开检查站前蜿蜒几公里的车队，焦梓铭往往会改骑摩托车出行。不少大厂有车一族仍会配备一辆更加灵活的摩托车或电动车，以应对各种交通状况。
“还差一艘气垫船。”焦梓铭开玩笑说。他指的是此前燕郊一位车主为躲避高速拥堵，坐摆渡船通勤而登上新闻的事，这在当时引发了一阵关于燕郊进京难的讨论热潮。但同样苦于交通问题的大厂却很少得到关注，每次卡在检查站几百米外动弹不得，焦梓铭都恨不得纵身一跃，一直游到潮白河对岸。
横跨潮白河的友谊大桥是往返北京与大厂的唯一通路，交通工具却有十余种排列组合方式。自驾、拼车、公交、地铁、摩托、步行、单车，如何选择最优的通勤路线，是每名新大厂人都必须掌握的生活智慧。
以焦梓铭为例，通勤一趟需要换三种交通工具，往返至少四个小时，算下来每年大约有42天的时间花在路上。一天光是路费就快30元，碰上刮风下雨，拼车师傅还会坐地起价。
拼车群，是在大厂生活的必需品。根据北京交通管理局规定，2019年11月起，非北京牌照的外埠机动车进入北京六环内必须办理进京证，每车每年最多办理12次，每次有效期为7天。这84天以外的日子里，大厂业主刘朋欣只能拼车上下班。
刘朋欣向我们展示了微信里不下二十个细分到不同小区的拼车群，每个群有上百人，其中一些由邻居们自发组织，早晚上下班顺路拼车。刘明欣开车时也偶尔带人，七、八块一位，赚点油费和停车费。
另一些群主则是专干拼车生意的本地人，当地就业机会少，他们就花几万块投资一辆二手面包车，每天往返于大厂和潞城地铁站之间。
“燕郊燕郊”“大厂大厂”，在潞城地铁站西边的停车场入口，我们遇到了十几位拼车师傅。正值晚高峰时期，这个位置能清楚看到冬夜里汇聚而来的人流。半小时内，陆续有七、八人熟门熟路地找来拼车，他们被安排进不同的车辆，10元一位，凑满一车后出发前往各自的小区。
“为什么有这么多黑车？公交跟不上趟，不打车走，这么冷，怎么弄啊？”正在公交站附近招揽生意的刘师傅说道。
燕郊与北京之间有近十条公交线路，连接大厂新城与北京的却仅有三条，一是快速直达专线167，一天只有五个班次，刷卡优惠票价为5元；二是贯通潮白河孔雀城与地铁土桥站的910路，但末班车只营运到20:30；最后一条也是大厂通勤族们最常选择的，正是从潞城出发的822路，平峰期20—30分钟一班，高峰期10分钟左右一班，沿途经过潮白馨居、英国宫小区、汇景园小区各个站点。
早晨6:40，追赶822路公交的通勤人员摄影/陈敏
822路公交座位不足40个，也就是说一旦身前超过40人，要不就站40分钟回家，要不就在冷风里再等10分钟。即便如此，当刘师傅沿着队伍一路揽客时，没有一人被他说动。“能省一点是一点”，一位正在等车的乘客如此说道。
疫情之后，拼车人数大大减少了，个中原因可能是人们手头更拮据，也可能是通勤人数下降了。
今年3月，赵先生在过检查站刷身份证时，机器忽然开始报警，显示中标。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区、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健康宝也是绿码的赵先生当天仍被劝返，“问具体原因，检查站也解释不清，只说是大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