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美国最激进的政客，民主党“进步派”明星AOC，其激进行为就是穿着一件写着“向富人收税”（TAX THE RICH）的衣服参加富豪名流的晚会Met Gala，以及号召支持者们在她的网店买“TAX THE RICH”系列商品，比如58美元一件的运动衫（Made in USA!）。
“谁将会成功？”
不过，可能有人会问，即便我们知道了《美国例外论与美国无辜论》拥有难得的美国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但这毕竟只是一本写给美国大众的政治宣言，而且还是一篇毫无影响力的宣言，对我们中国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该书的“美国共产主义者”立场本身，就是价值所在。
在社会高度政治化的美国，任何的历史叙事都不可避免地会带上叙事者的立场，不光媒体政客如此，学者也不可能免俗。
比如保守派美国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虽然并不避讳美国人的帝国主义行为，但他依然辩护说：“美国人建立了一种新形式的帝国——民主帝国——因为从习惯上和历史上，他们的政治在骨子里就是民主的。”就好像“民主”一词可以洗清帝国主义的一切罪孽一样。
不光跟政府接近的保守派美国学者有这样的倾向，那些看似更为独立的自由派学者也是一样的。
《美国例外论与美国无辜论》的前言里就引用了美国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一段话，用来说明学术界是怎样被“美国例外论”所影响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们和英国盟友事实上占领了世界上大片地区。我们可以成为永久占领者，并扶植傀儡政权，就好像苏联在东欧做的那样。是的，我们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么做了，我们在伊朗的历史也并不光彩。但是我们主要做的仍然是帮助被打败的敌人恢复元气，并建立与我们核心价值相符的民主政权，并且让他们成为可以保护这些价值的盟友。‘美国治下的和平’是某种帝国……但按照历史的标准，这是一个非常善意的帝国，是由软实力和信誉而非强力凝聚而成的帝国。”
虽然立场不同，但克鲁格曼的这种认知，和加迪斯其实也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克鲁格曼在美国自由派学者当中，已经算是经常跟政府唱反调的人了。如果这样的学者对于美国扩张侵略的历史都抱有“美国例外论”的潜意识认知，别的学者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正如希尔维特和海防所指出的：
“不光是我们的心灵被这些意识形态及背后的支持者所塑造，我们的物质世界也被他们深刻影响。他们限制了我们向“别处”思考的能力。虽然摧毁美国例外论和美国无辜论的意识形态并不会让不公正也随之被去除，但我们寻求集体解放的斗争，必须一直拒绝声称美国是仁慈的、爱好自由的这种‘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