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德国未来四年的联合政府执政的理念是进步观。
所谓的进步，既指向期望德国国家、经济和社会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实质性因素，也指向刻意与过去十几年以联盟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划清界限、从而彰显新政府存在感的形式性因素。
而支撑这种进步观的，是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建设方面需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为此新政府立下了不可不谓雄心勃勃的计划，比如2030年成为一个环保、能源与经济转型的重要目标节点。
也就是说，在还剩下不到8年的时间内，德国计划实现能源去碳化，而今年上半年德国尚有27%的电力来源于燃煤发电；到2030年，德国应该成为“世界领先的电动汽车市场，保有电动车数量至少达到1500万辆”，而德国截至今年10月1日的纯电动车才保有51.7万辆、混合动力车49.4万辆，全国每年的新车销量约300万辆。
此外，新政府誓言每年实现新建40万套住宅，以缓解德国住房市场的紧张状况；实现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数字化，推动数字创新，而按照柏林“欧洲数字化竞争力中心”今年9月份发布的报告，德国的数字化发展指数在欧洲也属于落后之列。
所以，德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除去自身的努力不论，德国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实现所期望的进步，最不需要的可能就是外部环境的干扰。
德国新政府尚未就职，就必须要处理当下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即新冠疫情在德国的第四波爆发。仅仅为了应对疫情，德国也更需要国际间的协调与合作，而不是在外交政策上另起炉灶，更不是选择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主动开展国家或者集团间的对抗。所以从德国新政府的任务逻辑顺序来看，无论如何外交政策的调整——如果有方向性调整的话——都不是重中之重。这也是“外交政策”部分处于联合执政协议第七部分最后章节的理由。
看来，某些国际观察者对于德国上演外交转折大戏的愿望注定要落空。
其次，我们不妨假定这份联合执政协议是一份德国政府未来四年需要不折不扣执行的政策纲领，至少是原则性文件。那么，中国在其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协议一共15次明确提到中国，其中“China”（中国）单独出现或在合成词中出现12次，“chinesisch”（中国的）单独或在合成词中实际出现3次，包括“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因并列而按照德语习惯省略的1次。“中国”作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仅次于“欧洲”，而多于“美国”和“俄罗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