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中，中国的“另类”价值观色彩浓厚，因而他们有理由指责中国的所谓人权、自由、民主的问题。这既能彰显他们自身的存在感，又迎合了自特朗普政府以来西方世界弥漫的涉华“政治正确性”。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把这份联合执政协议里面的涉华表述等同于德国新政府未来的对华政策。
第三，德国在外交领域目前面临诸多的挑战。相对于基于对华认知产生的问题，德国与俄罗斯、美国以及部分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为棘手。
以俄罗斯为例，德国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与西方和俄罗斯关系近年来急剧恶化形成鲜明的反差。而德国相对激进的去碳去核政策，只可能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加大这种依赖，而不是相反。但是这种能源领域的合作，又叠加了德国与东欧国家的矛盾以及俄乌冲突。那么，德国如何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前提下重构后默克尔时代的德俄关系？
至于“重新回来了”的美国，已经通过阿富汗撤军和缔结奥库斯（Aukus）防务联盟说明了欧洲和德国在自己全球战略中的定位，这就迫使欧洲人不得不认真思考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再鼓吹的“欧洲战略自主”问题。
同时，东欧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对于欧盟规则的蔑视，对于英国退欧之后的欧盟构成了直接的合法性挑战。
这一系列的外交问题和冲突，都比德国认知中的所谓“三重身份的中国”来得远为直接和迫切。
第四，对于绿党主席贝尔伯克女士出任外交部长，需要从德国的外交系统和政党人事安排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
作为观察者不应该忘记，贝尔伯克是带着成为默克尔之后第二位女总理、而且是历史上第一位绿党总理的雄心开始竞选活动的，但是在竞选过程中暴露出缺乏政治经验的弱点，以至于个人的政治声望高开低走，未能实现起初的政治抱负。如何能够凭借专业能力和外交身段领导员工人数高达12000人的德国外交部，对作为外交新人的她而言不啻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贝尔伯克（视频截图）
除了要在最短时间之内掌握必需的知识之外，她更要实现从一个国内小党的利益代表到全德国利益代表的身份转换。也是在这种角色转换的意义上，我们不必过度解读她作为绿党政治人物的竞选语言。
而且，她会在德国外交部长的岗位上了解到，德国的外交传统以一致性和延续性为世人所称道，这是一种超脱党争、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立场。虽说“打破现状”是三党、尤其是新入阁的绿党和自民党的诉求，但是一个拥有良好信誉、高度依赖国际合作和国际秩序的国家恰恰最不需要激进的外交风格，遑论变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未来的德国外长必须知道，德国近年来外交政策的方向是由总理府主导的。
这么看来，该为德国未来四年外交政策焦虑的，应该是德国自己，而不是其他抱着与德国正常交往意图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