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件事，实际上就是当时理学家的春秋笔法。在鄂州之战上，贾似道有个败笔就是''议和''。
根据《奸臣传》记载，当时贾似道看准忽必烈要回去争汗位，于是派遣人员与忽必烈议和，此举被人们看成是卖国之举。然而这件事只出现在《奸臣传》中，其他史料均无记载，且如果议和便不会有后来贾似道断长江浮桥的事，这段历史基本被公认并不存在，或有接触，但无议和之实。其次就是公田法、打算法等，这毫无疑问是为了拯救南宋中央财政，但是在《奸臣传》中这些都成为了贾似道排除异己，打压同僚的罪证。
公允的来说，贾似道作为权相无可辩驳，但是在宰相制度存在的中国封建时期，权相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同时封建时期历代改革都是建立在权相之上的，没有强横的相权，根本无法推动触及贵族阶层的改革运动，这点从张居正改革的成功和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就可以对比得出。而贾似道和张居正不同的是，贾似道之后伴随着一个宋亡，以致于其罪名遭受历代唾骂。况且丁家洲大败导致宋军主力被歼，好似确实可以担一个"宋亡"的罪名，可问题是当时的情况是，换了别人就可以扭转乾坤了么？
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贾似道在位时曾打压理学，贾似道认为理学是''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而专用一等萎靡迂缓不才之徒，高者谈理学，卑者矜时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也就说在贾似道眼中，当时的太学生理论一套一套，实际才干一点都没有，这导致了其对于理学的打压。也正是因此，后世理学家在写史学的时候，自然不会给''贾似道''好脸色看。
贾似道从中兴之臣到一代奸相，固然有其自己的擅权专政，但不管是鄂州之战还是公田法等，大抵上还是可以功过相抵的。然而其对理学和改革途中对贵族阶层的打压，终究是招人记恨，再加上宋亡，且亡于外族之手，这以致于贾似道在后世之中，再无半点正面评价。
当然了，我们去研究贾似道的名声转变，并不是说单独为了某人去洗白，历史本身很难公平公正，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解读甚至迥异。但是我们却可以以贾似道前后对比，来窥见历史在记载人物时的不客观，而给了后世更多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