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此阶段清廷的最高权力架构依旧错位，甚或是一错再错。
平情而论，“打虎”之后所形成的权力格局，既偶然，又必然。1861年12月25日，帝师翁同龢来到养心殿，平生首度见识了“垂帘听政”的阵势：“两宫皇太后垂帘，用纱屏八扇，黄色。皇上在帘前御榻坐，恭邸立于左，醇邸立于右，吏部堂官递绿头签，恭邸接呈案上。”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翁“仰瞻阙廷，俯览禁闼，不自知其悲来横集也”。此中情绪，或与御座后面那扇几乎透明的令人生畏的黄色屏风有关。垂帘听政自古有之，太后临时代理国家政事。不过历数前朝垂帘往事，教训总大于经验。垂帘听政极易造成两种结果：后弱，则重臣操权，如南宋杨、谢两位太后；后强，则皇权旁落，西汉吕后及唐代武则天便是典型。熟谙古史的翁同龢，恐怕胸中未尝无此担忧。毕竟先帝暴卒，幼帝冲龄，在如此偶然的情形下，两宫可谓骤然崛起。但她们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搞垮肃顺等人，替同治执掌中央控股权，又绝非泛泛之辈。
况且更为复杂的是，权力架构中又平添了叔嫂共治的新剧情。肃党“崩塌式倒台”的最大赢家非恭王莫属，新一届军机处班子皆是其亲信，改革派暂居优势。因打虎有功，恭王遂集万千恩宠于一身。两宫先是打破祖制，封其为议政王。又任命其出任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时隔一周，两宫又以幼帝名义，赐给恭王世袭罔替“亲王”爵位，亦是违背常例之举。两宫如此重赏恭王，本意无非望其感谢天恩，忠心辅佐小皇帝。然而这却恰恰使得本已错位的权力格局愈发倒置。须知，作为一国之君，同治皇帝控股名正言顺，太后垂帘即意味着两位本无资格染指股份的妇人却替小皇帝暂代控股大权，而权势煊赫的恭王作为大股东，其距离御座实际仅一步之遥，难保无丝毫非分之念。说穿了，彼时的情形是：该控股的人没有控股，不该控股的人却控股，想控股且有能力控股的人看到了控股的希望。于是此等犬牙交错的态势，注定了叔嫂之间必须经过一场激烈的“排位赛”，来最终确立各自在最高权力结构中的序列与地位。因而发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春天的“罢黜恭亲王”事件，标志着慈禧最终将控股权牢牢攥在手心。以往世人多把此事件归因于慈禧强烈的权力欲望，似略显偏颇，若制度设计上不出现最高权力格局的严重错位，西太后亦无法借此漏洞揽权。故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不稳固的权力构架发展的必然结果。
只是，慈禧此种稍带情绪化的打压恭王的手法，将东宫慈安推到了恭王一边。硝烟尚难散尽，政争远未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