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对制裁其他大国也越来越得心应手。然而，对墨西哥有效的做法对中国或俄罗斯却不起作用。被制裁的国家越大，就越有更多的资源可用来抵制制裁。在乌克兰危机后对俄实施的制裁，可能会阻止俄政府在其周边地区采取更多的侵略行动，但这已经是一个标准很低的胜利。从任何合理的尺度来衡量，这一制裁都没有实现其目标，因为俄罗斯仍在违反国际规范。
同样，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对中国实施的五花八门的关税和其他限制性措施，也未能让中国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为了将中国经济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更有利于市场的模式，美国发起了贸易战，但贸易战最终产生了一些令人沮丧的结果，制裁适得其反，损害了美国的农业和高科技部门。根据穆迪的数据，关税增加的成本中只有8%是由中国承担的；而93%是由美国进口商支付的，并最终以价格上涨的形式转嫁给美国消费者。
美国消费者承担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大部分成本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棘轮效应（译者注：指人做某事习惯形成后，易于加量而难于减量的效应）。总统们总是热衷于实施制裁，但对取消制裁却很谨慎，因为这样会有人指责其外交政策上软弱无能，这使得美国很难真正地做出结束制裁的承诺。例如，当拜登考虑取消对伊朗的一些制裁时，共和党议员批评他是一个天真的绥靖主义者。
此外，美国的许多制裁——例如对古巴和俄罗斯的制裁——是法律规定的，这意味着只有国会可以永久地撤销这些制裁。鉴于目前国会政治观点上两极分化，矛盾双方相互掣肘，如果总统倡议要与一个长期的对手建立和平的关系，不太可能有足够的赞成票使倡议得以通过。
即使这问题能够被克服，制裁的法律丛林也是难以驾驭的。一些国家受到如此多的重叠制裁，以至于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卡夫卡式的境地，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才算妥协。
让美国取消对一些国家的制裁是如此之难，这使美国与所有其他国家进行政治磋商的努力变得复杂。如果被制裁的国家不相信美国政府能取消其胁迫性措施，它们就没有动力再去谈判了。如果没有用，与美国妥协又有什么意义？这就是萨达姆在20世纪90年代拒绝与美国谈判的原因之一，同样也是伊朗拒绝与特朗普政府谈判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