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对伊拉克的制裁仍在继续，但从人道主义的视角来看，代价是惊人的：人们普遍认为婴儿死亡率急剧上升，人均收入在15年内一直停滞不前。伊拉克操纵数字，夸大了制裁的人道主义代价，但这种欺骗行为是有效的。决策者们开始相信，贸易制裁是一种钝器，它伤害的是普通平民，而不是他们想要改变的精英们的行为。因此，他们寻找更聪明的制裁手段，以打击一个政权的执政集团。
美元的中心地位似乎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并在9·11事件后加速发展的是，美国使任何金融机构更难与被制裁的政府、公司或个人进行美元交易。美国和外国银行需要获得美元才能运作；即使是被拒绝获得美元的隐性威胁，也使世界上大多数银行不愿意与受制裁的实体合作，这就有效地将被制裁的国家驱逐出了全球金融体系。事实证明，这种制裁更有效。对贸易的限制刺激了私营部门的行为者投入黑市业务，而对美元交易的措施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由于金融机构关心自己的全球声誉，并希望得到美国监管机构的青睐，它们往往热衷于遵守制裁，甚至先发制人地抛弃被认为风险过大的客户。
随着美国的制裁力度越来越大，他们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胜利。小布什政府打击了恐怖主义融资和洗钱活动，各国政府为保留自己进入美国金融系统的机会而不惜一切代价。奥巴马政府加强了对伊朗的制裁，这促使该国就限制其核计划的协议进行谈判，以换取一些制裁措施的解除。
特朗普政府威胁墨西哥政府，声称要提高关税并关闭美墨边境。它采取这样的措施是为了迫使墨西哥拦截中美洲移民；而作为回应，墨西哥政府也部署了更多的国民警卫队来限制移民潮。
然而，这种手段的每一次成功，都伴随着更多的失败。美国对白俄罗斯、古巴、俄罗斯、叙利亚和津巴布韦都实施了长达数十年的制裁，但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效果。特朗普政府增加了对伊朗、朝鲜和委内瑞拉施加的经济压力，作为其“最大限度施压”的一部分，来限制这些国家对经济限制的哪怕是最微小的规避。这些努力还依赖于所谓的“二级制裁”，即如果被制裁方以外的第三方国家和公司不同意参与制裁，他们将受到经济上的胁迫。
在每一种情况下，被制裁的国家都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但它们却没有做出任何让步。甚至连委内瑞拉这个在美国后院经历恶性通货膨胀的破产国家也没有默许美国提出的要求。
制裁政策遭遇挫折
美国目前采用的经济制裁方式存在多种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常见的问题是：最大限度的施压也带来了最大限度的要求。美国希望朝鲜无核化、伊朗无核化，还有就是希望委内瑞拉结束“玻利瓦尔式统治”。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这些要求基本等同于要求政权更迭。他们选择忍受经济上的痛苦，而不是做出如此巨大的让步，这一点也不奇怪。
伊朗事件凸显了另一个问题：美国施加经济压力的做法越来越具有单边性。直到最近，美国还通常能够在盟国的明面上或者暗地里的合作下实施金融制裁。然而，当特朗普政府决定重新对伊朗实施金融制裁时，它并没有顾及到欧洲盟友对这项制裁的反对。政府通过威胁对其他国家进行“二次制裁”，成功地贯彻了增加对伊朗经济施压的政策。这些国家原本反对的国家最终妥协了，这种举措增加了伊朗付出的代价，但成功的代价是使美国与其他国家的长期关系变得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