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构想下，武学教育是以兵书为理论基础，而以史书作为实际范例，使学生兼具理论与实务知识。仁宗并没有立即采纳富弼的构想，但是，他同样认为统兵能力的培养来自读书。等到宝元元年西夏李元昊称帝起兵，屡败宋军，仁宗认为将领们不学无术是导致军事挫败的主因。
可见仁宗对此书寄望甚深，认为其内容包含古今兵学的精义，可供前线将领做决策的参考。太宗固然已强调读书对用兵的重要性，但编辑百科全书式的兵书，并且认为作战的策略皆可从其中得到范例，却是仁宗新提出的观念，可说是进一步确立读书在军事上的必要性。此外，此书以"武经"为名，更是将兵书的价值提高至近似儒家经典的地位，使兵学与儒学呈现对等的态势。
在此趋势下，于既有教授儒学的学校之外，另设武学的构想乃能实现。对西夏战事的连番失利直接促成武学的设立。基于对将才的渴望，庆历二年十二月，仁宗下令朝臣荐举适任武学教授的文、武官各一名。次年五月，正式宣布设武学于太公庙，以太常丞阮逸为武学教授。不过，武学立刻面临理论上的质疑及实际上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