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的问题是武学成立后无人入学就读，以致无法运作。范仲淹因此上奏："臣窃闻国家置武学以来，苦未有人习艺，或恐英豪隐晦，耻就学生之列。倘久设此学，无人可教，则虑外人窥觇，谓无英材，于体非便。"可见在一个长期习惯于儒学教育的社会中，仓促设立武学，又无具体奖励办法，很难吸引学生。长此以往，有名而无实的武学反而可能成为损害国威的笑柄。在这种不利的情势下，武学尚未开始授课，即在宣布成立的三个月后遭到罢废。
朝廷接受范仲淹的意见，改任阮逸为国子监丞，规定愿意研读兵书的学生，可于国子监中学习。这样的命令既缺乏对教学内容的详细规定，又未明确指出习兵书者未来的出路，并无法对军事教育产生实效。数月之后，知名的教育家胡瑗以其所撰《武学规矩》上呈仁宗，请求再设武学。胡瑗主张武学以《论语》及《孙子》为主要的教材，兼顾培养学生的德行与谋略。这样的意见颇有融合儒学与兵学的意涵，但未被朝廷接受。
武学仅是昙花一现，武举的执行成效也与其原先设计有很大的差距。宝元二年，距武举的首次办理不过十年，苏绅即提出质疑：汉制边防有警，左右之臣，皆将帅也。武举中第者被任命为层级低下的三班官，又常被派任监当工作，对于军事毫无助益。大概是受到这篇奏疏的影响，宋廷于次年下令武举中第者不得担任监当官，一律派任边区或捉贼的差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