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我们从不对别国说我们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不好看疗效

2021-09-24 03:30  观察者网

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9月22日消息,当地时间9月22日下午,秦刚大使在卡特中心和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对话会上演讲,内容如下。

尊敬的尼尔·布什先生,芭芭拉·史密斯女士,方大为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感谢卡特中心和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共同举办这场活动。很高兴以视频方式同朋友们见面。

感谢卡特总统发来热情洋溢的来信和尼尔·布什先生的致辞。我们不会忘记,42年前,卡特总统同邓小平先生共同作出中美建交的历史性决定。老布什总统面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困难,始终坚持通过接触对话增进理解和信任。正是在中美几代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才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当前,美国一些人对中国的误解、误判却在加深,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美中关系定义为民主与威权的对决,挑动意识形态对立。这是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症结所在。我想就此和大家谈谈我的看法。

秦刚演讲。 图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

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一词发源于古希腊,本意是“人民统治”、“主权在民”。由此可见,对民主最基本的判断标准,就是人民是否有广泛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人民的诉求能否得到回应和满足,人民有没有获得感和幸福感。人民是民主的核心。正如林肯总统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世界上不管什么政治体制,目的是选出合适的人治理好国家,为人民谋福祉。

古希腊的柏拉图主张公民在小的时候要接受各种教育,到他们长大后,通过测试,选出适合从政的青年,把他们放到社会底层经历磨练。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人到中年时,那些经受住多重考验的人不再夸夸其谈,而是富有坚强的意志和丰富的经验。他们被放到治理国家的岗位上,但他们只能过简朴的生活,防止权力被腐化。

中国是不是民主国家?

——中国自古以来有深厚的民本的基因。基辛格博士对我说,中国是共产主义加儒家思想的国家。儒家的代表、与古希腊同时期的中国思想家孔子提出“民本”思想。孔子的再传弟子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历史上,中国的皇帝将老百姓和君王的关系比作水和舟,告诫统治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00年前,中国共产党作为穷人的党创立,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中国共产党喊出的口号就是反独裁、反专制、反压迫,人民当家做主,得了民心、夺了政权,但初心不改,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今天中国的人民民主是全过程的民主。中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既有选举权,又有依法广泛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在中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中国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相当于美国的国会和地方议会。目前,中国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县级以上是间接选举。人民可以选举出他们的代表参政议政,并选出领导人。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所有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中国还有独特的政治协商制度和机构,这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任何重大决策、任何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都要经过人大、政府、政协机构、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的广泛充分协商讨论,在各方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制定出体现人民意志、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和措施。中国的会议多,官员下基层多,开会就是协商,研究问题,下基层就是调研,了解实情。在此过程中,各方讨论的广度和辩论的激烈程度不亚于美国国会。例如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政府先后10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42万多人提出的100多万条意见。再比如,中国每五年制定一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今年开始执行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在起草过程中,进行了充分协商并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并从100多万条网民留言中整理出1000余条建议,作出366处调整,又吸收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的意见、建议,对草案作出55处修改才最后通过。在中国的人大机构很少出现面红耳赤的争吵、久拖不决的议案,因为大量的矛盾和诉求在协商过程中已经化解或吸纳了。出台的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也往往比较顺利。

——中国自古就注重选贤任能。与柏拉图同一时代的中国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早在1400多年前,中国就发明了科举制。通过考试,任何人不分年龄、贫富,都可以选拔为官,先在基层任职,根据政绩逐步提拔或被淘汰。中国的科举制是今天西方公务员制的鼻祖。如今,中国人一生要经历各种考试,参加工作后还要经历各种实践历练和严格的层层考核、选拔以及上级、同事、社会、舆论的监督。如果是中共党员,还要接受严于法律的党纪约束,触犯了党纪国法,严惩不怠。以驻美使馆为例,上级考核下级,一个季度一次;下级监督上级,随时可以;下级集中给上级打分,一年1次。能力不强、业绩平庸、自身不干净、群众不认可,官员是不会被层层筛选提拔上来的。目前的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曾长期在基层和地方任职。习近平主席16岁到中国西北一个贫穷的农村当一名普通农民,54岁到国际大都市上海任市委书记,其间在不同的地方和岗位工作,服务的人口从几百到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从层层历练中体察到了民间疾苦声,深怀了爱民为民之心,具备了驾驭复杂局面、解决实际问题的丰富经验和卓越能力。他也得到了人民的爱戴、信任和拥护。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高级官员能高票甚至全票当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