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的吐蕃文物上，带有当时丝路上的很多文化印记。比如青海都兰出土的太阳神织锦(图8)，它实际也是综合了多种文化因素:第一是太阳神的崇拜，这是来自古希腊、古罗马的，所以太阳神坐着天马战车奔驰而来。同时太阳神坐的地方值得注意，他是坐在帐子下面的，太阳神的头上还有联珠纹的纹样，这是中亚人加上去的。研究人员判断，这些织锦可以肯定是在唐王朝完成的织造。因为这件太阳神织锦上面还有一个汉字"吉"字，凡是带汉字的织物在当时基本不可能在西方生产，因为这个时期的西方人对汉字的理解和应用程度还很低。这件太阳神织锦，很可能是唐朝人用了西方的纹样，同时在汉地制作完成之后，把它赏赐给了边境地区活动的少数民族。这件太阳神的文物也是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的很多因素。通过它我们看到，西方的太阳神崇拜经过中亚再转道东土，带有如此精彩的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痕迹。
另外，在吐蕃的织锦图案里面，还有一些外来文化的因素值得我们注意。举一个例子，我国南北朝时期，南朝梁的普通元年(公元520年)，西域的一个小国叫作滑国，它向梁朝献方物，其中就提到了"波斯锦"。而在吐鲁番文书的公元5世纪购物账中，也提到了"钵(波斯)锦"，衣物疏中也有"波斯锦""波斯锦面依(衣)""波斯锦被辱(褥)"等等。目前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波斯锦是在新疆的阿斯塔那墓地，是一件唐朝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的猪头纹锦。
这些外来锦当中，有一种叫作赞丹尼奇(Zandaniji)锦，这是在古代的粟特地区生产的一种锦。粟特大概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西南部，这个地方是当时丝绸制造的一个产地，这个地方生产的织锦是很有代表性的，此种织锦随着粟特人的东渐，而传入丝绸之路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当时的粟特人主要承担着丝绸的贩卖商、中间商这样的角色，一方面他们把西方的丝绸纹样输入到中原，在那里按照这些样式制作出来丝绸产品，很可能粟特人又带着这些西方样式的丝绸产品，通过丝绸之路，转卖给中国，同时也卖给中亚和西亚各国。这样一个丝绸产品生产链条的线索，其实在我们中国的古代文献记载里面是可以找到的一些痕迹的。比如《隋书》记载，有一个人叫作何稠，他有仿造波斯锦的本事，当时波斯向隋朝献金绵锦袍，隋朝皇帝特别喜欢，就命令何稠去仿制，何稠的仿品呈现给皇帝后，皇帝发现这个仿品比原品做的还要好，因此非常高兴。何稠这个人，其实是个胡人，后来他还通商入蜀，"主知金帛"--也就是进行丝绸贸易，他当时就住在成都郫县。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所记"陵阳公样"的蜀锦纹样题材，也可能与此类织锦有关。据载，这类纹样题材系初唐人窦师纶所创，"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这个纹样在唐代形成了一个新的风格流派，这个流派引入了大量的西方色彩，因此我们推断赞丹尼奇锦在唐代可能是流行的，何稠和窦师纶都制作过这个样式。通过这个外来锦的流行，我们也能够随之了解一些成都的丝织品生产历史。历史上的成都是重要的丝绸产地，成都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大家都知道一句唐诗中的名句"花重锦官城"，"锦官"就是政府专门设立的管理织锦生产的官员。成都还有条江叫作锦江，为什么叫锦江呢?就是当时的人织了锦以后，到江水里面去洗涤，结果导致江水色彩斑斓，所以得名锦江。
现在我们通过研究古代粟特都城阿弗拉西阿卜的宫廷壁画内容，结合唐代内库织造的"瑞锦"、流行蜀地的所谓"对雉""斗羊"锦，推断唐代蜀郡很可能是设计与制造适合向西方销售的各类对兽纹锦的丝绸中心之一。有学者主张，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这类具有西方意匠的"胡式"锦(即所谓"番锦")其实大都是蜀锦，如此纹样的目的，就是为了专门向西方销售。而吐蕃发现的丝绸产品或有可能大部产自蜀地和黄河上游地区，少量源自西域。
小 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