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检察院提交申诉材料时，父亲都会和曹颖一起去。有时候，父亲会手写一些申诉材料，曹颖在电脑上把它们整理成电子版、再打印出来，两人会带着这些材料一起交到不同的检察院。
每当从检察院那里得到一个不算好的结果，曹颖都不知道怎么跟母亲说。但母亲又总能从他们不太好的脸色里，猜出事情的走向。“她不会大哭大闹，最多会觉得不公平。”曹颖只能安慰母亲：“妈妈，你别着急，几十年我们都等过来了，稳住，没有关系。”
如今，母亲的身体愈加不好了。曹颖毫不怀疑，倘若检察院一直不批捕养母，母亲会郁郁而终：“养母不坐牢，我妈就得死，这是一定的。为了让我妈再多活几年，我也要把拐子送进去。”
▲4月28日，象山区检察院以“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由，不批准逮捕秦芳。受访者供图
妹妹的“战争”
2020年8月，曹颖开始维权。她有一个用了10年的微博账号，里面承载了她大部分
的青春和过往——关注喜欢的明星，追连载的漫画，转发可爱动物的视频，点评某个新上映的电影或电视剧，收藏学习语言的视频，甚至认识了一群线上的朋友。
在发表案件相关的内容前，曹颖不得不和“十年的青春记忆和喜怒哀乐”分别。——她隐藏了部分微博，又清退了粉丝群和超话。她在微博上解释自己的行为：没有被盗号。“实在是没办法了，所以把二次元号转成三次元号，破次元壁了。”
“我有破釜沉舟的勇气”，曹颖如此形容自己的举动。
有段时间，曹颖微博更新得非常频繁，一天能发好多条。有网友告诉她，不能这么发，后来的人抓不住重点。曹颖听了对方的建议，置顶了最初介绍案情的微博，随后每次更新进展都转发原微博。在删除一些比较简短的微博时，曹颖不小心删了一条转发量超4万的微博，等她意识到删错了时，这条微博已经恢复不了了。
“我真的要崩溃了。”曹颖说，自己就像是在微博上乞讨的乞丐，每天都在祈求多一点转发和关注，仿佛这样才能让案子进展得更顺利。删错微博让她觉得，自己过去的“乞讨”和努力好像都白费了。崩溃过后，曹颖又只能重新再 “求转发、求关注”。曹颖感激网友“不离不弃的支持”，在网上保持更新案件的最新进展，成了她回报网友的方式。
在得到部分网友的理解和支持的同时，曹颖也受到了部分网友的攻击。“有些人过来骂我，说我不体谅我哥的心情。”曹颖觉得对方无法理喻：她体谅哥哥，那谁来体谅被拐走孩子的父母？
还有人觉得，曹颖不希望哥哥回家，因为“不想多一个人分家产”。面对这种问题，曹颖一开始还在试图解释：没关系，她不介意，父母很多东西都买了两份，他们可以平分。
到后来，耐心消耗殆尽，她只好回怼：“什么叫遗产？父母要死了才叫遗产是吧？我觉得我肯定希望我父母再活长一点，起码再活20年。你过20年再讨论这个问题行吗？”
曹颖不希望网友过分关注这些家长里短的东西，她最迫切的愿望，仍是把保姆的问题弄清楚，“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坐牢”。
互联网之外的日子，也在曹颖开始维权后变得不一样了。此前，同事和朋友们大都知道她有一个被拐走了很多年的哥哥。桂林市不大，人与人之间总是有着各种弯弯绕绕的联系，没多久，周围的人也都知道这个哥哥找到了，但拐骗者还没有被抓。
和朋友们一起逛街、吃饭时，大家也会问：最近怎么样了？曹颖很感谢对方的关心，但又觉得，大家本来开开心心的，但说到自家的事情，仿佛就不能继续开心了。氛围变得有点奇怪和尴尬，慢慢的，曹颖也就尽量不参与朋友间的聚会了。
2020年上半年，曹颖迷上了书法。那时候，每天下班回家没什么事，她会追剧、练书法、玩游戏。但开始维权后，她觉得自己仿佛丧失了快乐的权利。看到有趣的微博，不敢评论，怕别人觉得这不是一个维权者该做的事情；回家后，剧不看了，书法不练了，游戏也不打了，一门心思研究刑法。
曹颖觉得，自己就像是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高考结束前，除了学习，做什么都是错的；对她而言，除了维权，把时间用在别的事情上，也是错的。
但高考有明确的时间，曹颖不知道，自己的“高考”，要到哪天才会结束。
过去一年里，最高检的官方网站成了曹颖使用最多的网站之一。在这里，曹颖看完了不同版本的《刑法》，对拐骗儿童相关的法律条款烂熟于心；她还研究过不同的检察官和指导性案例，甚至认真翻阅过关于“渎职案”的立案情况，“最高检自己写了，如果造成被害人死亡、自杀或者其他严重情况，可以马上立案。”
她甚至想过：“我要不搞个自杀？”后来，又觉得为了一个最多只能判5年的拐骗犯，自己再赔上性命，“犯不上”，放弃了。
她还学会了使用裁判文书网，找到了另一起发生在广西柳州的拐骗案。该案的《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孩子在1991年5月被拐走，犯罪嫌疑人在2014年2月被刑事拘留。和曹青的案子一样，该案同样适用1979年的刑法，也过了1979年刑法规定的10年追溯期。最终，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犯拐骗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柳州的案子再次给了曹颖希望：“同样的案子，为什么柳州可以判下来？桂林就是判不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