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此之后，随着老蒋的地位逐渐巩固和强化，也注意到了西南地区的战略价值，老蒋开始对四川等西南地区进行经营，尤其是老蒋以围剿红军为名，出动中央军部队进入四川，其实也是向四川扩展势力范围，同时又以作战为名在四川大搞基建，修建了一批公路（比如1936年通车的川陕公路）、要塞等，从某种意义上打破了四川的割据局面。
经过数年经营，老蒋的势力已经在四川大幅度扩展，而四川当地军阀势力得到削弱。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特别是1936年“西安事变”在我党的推动下得以和平解决，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地方军阀包括四川军阀在内也大都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弃前嫌，愿意一致拥护蒋介石领导全面抗战。这也为老蒋最终迁都重庆奠定了坚实的内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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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洛阳和重庆截然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差异也对国民政府的两次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洛阳在民国北洋军阀时期就是交通和军事重镇，有铁路（陇海线）、有机场（洛阳飞机场）、有军事要塞（西工兵营），附近还有当时首屈一指的巩县兵工厂（大名鼎鼎的中正式步枪就是其杰作之一），这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此外，洛阳更是中国历史“四大古都”之一，极具文化底蕴，这也符合众多自谓国学功底深厚的国府要员的胃口。以上都是当时洛阳的优势所在。
然而洛阳的“短板”也比较突出，在宋朝以后其地位就不断下降，到了民国时期，也仅仅只是一座普通的内陆城市，无论是城市建设和经济生活水平都比较落后，这让在南京过惯了享乐日子，还能动辄去上海滩十里洋场厮混的国民政府显贵们苦不堪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