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17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废除2002年通过的伊拉克战争授权法，以限制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
三是从权力的实际运作来看，总统可以大量使用行政命令来避开国会的制衡。特朗普上台后，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迅速出台一个个代表自己理念的政策，包括引发广泛抗议的禁穆令；在国际社会则纷纷退群，甚至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
从美国权力的实际运作来看，国会真正有制衡力的领域是预算，也就是如何花钱。但由于预算不通过会影响国家正常运作，所以最终也往往以妥协告终。而且对于总统来说，仍然有办法绕过国会，如特朗普力主在美墨边境建墙，但国会就是不批建墙费用，于是他就宣布紧急状态，从国防预算中拨款。
所以从制度设计和运作上来看，美国虽然标榜三权分立，但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根本没有办法实现有效监督和制衡，这也直接导致今天阿富汗悲剧的发生。
最后，美国没有有效的问责制。
西方一向标榜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有完善的问责机制，政党表现不好，就会下台，但在现实中问责却消失了。比如新冠疫情，欧美死亡两百万人，感染接近一亿人，但没有任何官员为此负责。阿富汗战争持续二十年，代价惨重，请问又有谁为之负责？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是政治人物都有任期保障，犯再大的错，也不影响其合法性，照样能够做完任期。塔利班占领首都喀布尔后，特朗普呼吁拜登应该辞职，但其实这在制度上根本不可能。
二是政党根本不在乎下台，因为几年后又能重新执政；更何况，即使一个政党干得再好，也照样无法继续掌权。比如克林顿时代创造经济奇迹：经济高增长、低通账、财政有盈余、低失业率，但2000年大选，民主党候选人依旧输给共和党。
本质上西方民主制度的问责含义是“干得不好就下台”，但是政府把任期到了自然下台当作问责；可是它本来就应该下台了，和问责没有任何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问责自然成了一句空话。没有问责，自然也就不怕犯错。决策的主观性、随意性、盲目性也就不可避免。
表面上，美国的惨败是因为阿富汗“帝国坟场”的特殊性，实际却是制度出了问题。客观地说，在阿富汗的失利不过是西方制度问题的冰山一角而已。
这一点，就是西方自己也不讳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7年竞选时出版《变革》一书，开宗明义就指出了“西方的民主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