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美国提供给阿富汗大量先进武器，但使用这些武器超出大多目不识丁、教育程度低下的阿富汗部队的能力范围。
当然，这不只是拜登个人的错，不了解现实情况的大有人在，即使美国国防部长也是如此。今年5月，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喀布尔，提出利用视讯进行虚拟训练，但问题是阿富汗人得先有可连上网的电脑和手机；更重要的一点是，阿富汗是一个只能让3成人口拥有稳定电力供应的国家。如此不切实际的提议就是出自国防部长之口。当然，部长不可能长期亲临阿富汗一线，只能听取下属报告，他显然也是被误导。
显然，美国由于制度问题，没有产生一个有战略能力和眼光的领导人；同时由于运行机制的问题，导致领导人无法掌握正确信息，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无论是进入阿富汗的小布什还是实施撤军计划的拜登，都是如此。
其次，任何一个国家犯错误不可避免，哪怕是严重的战略错误。但一个错误持续了20年，可见其纠错机制有严重的问题。
按说美国自称三权分立，权力之间相互制衡；有新闻自由、反对党和公民社会，能有效监督，不仅能避免犯大错，即使出了错也能很快纠错。但现实却完全相反。
从整个西方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三权分立确实是独一无二的特例。其他国家要么是议会制，如英德意加澳，要么是半总统制，如法国；其共同特点是议行合一，即首相或总统与国会来自同一政党，优势是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减少内耗。当然，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衡也就不存在了。那么，所谓有制度优势的美国，却仍未避免一再出现重大错误，这又是为何？
原因其实也不复杂。一是美国国会要想对行政权力有制衡作用，其前提一定是反对党掌握众议院或者参议院。如果国会多数和总统是同一党，也会出现类似议会制和半总统制的议行合一现象。几乎每一届总统，四年或者八年执政期间，总会有几年处于这种状态。于是，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期通过自己最想通过的法案，比如争议极大、两党极其对立的奥巴马医改。
当时是美国第111届国会，民主党在参议院有57席，还有两名独立人士也加入民主党党团，共和党仅41席；众议院民主党有255席，远超共和党的179席。正是由于民主党压倒性地掌握国会，总统奥巴马才能创造医改“奇迹”，这届国会也被称为自约翰逊总统以来最有效的国会。
二是虽然发动战争的权力在国会，但当面临外部威胁时，往往是各派团结一致、三权团结一致，没有人会思考战争是否必要以及战争的后果。
“9·11”恐怖袭击三天后，美国国会迅速通过2001年军事授权法，允许美国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使用武力。甚至在2002年为了能够发动伊拉克战争，国会更出台了《伊拉克战争授权法》。当然此时的共和党在众议院是多数，参议院则是两党持平状态；这种状态下，国会根本不存在制衡功能。即使共和党都是少数，也会得到绝对多数支持。
民众、媒体更是陷入狂热的复仇状态，一边倒地站在政府一边。
所以这两场深刻改变美国命运的战争，在决策的时候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制约；错误酿成后，也没有办法及时纠错，持续长达二十年。真的是应了那句名言：战争难的不在于开始，而在于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