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近代资本的产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在毫无法治传统的中国，不论"严治"还是"宽治"都永远是地主阶级的政治斗争策略。"宽治"则是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集团收买另一个地主阶级集团的法宝，而"严治"作为一个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集团用来打击另一个地主阶级集团的工具，是掌握政权的政客打击其它政客的工具。
诸葛亮的"以严治蜀"也是同样，它是诸葛亮用来打击益州土著集团，维护荆州集团统治权的工具，是用来打击持有不同政见者，维持诸葛亮一手遮天专权统治的工具。诸葛亮的"严法"恰恰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擅权心烈的诸葛亮，不仅大权独揽，连小权都不肯松手，仗责五十以上都有亲自过问，他绝对不允许朝臣们对自己稍有不顺从。通过其绝妙的政治表演术，诸葛亮不仅排除了异已，而且为自己邀买来"刑法虽峻而无怨者"的美名。人们为了论证这一点，常常以诸葛亮的几个主要政敌的被废为例，如廖立、李严之被黜，习凿齿称之为"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蜀国官修历史的缝隙，看到诸葛亮如何把自己化装成"水镜"的。
首先是李严。李严最终的失败，是自己运粮不济，派人假传圣命，让诸葛亮退兵，而自己又装不知道这件事，最后诸葛亮拿出前后书信，李严只能认栽。从这一件事看，似乎李严罪当不赦，诸葛亮明镜高悬，对犯法高官毫不留情。但从史料上一个个细节来分析，诸葛亮就再也演饰不了他一开始便对李严所抱有强烈的忌恨之心：
如李严被黜是建兴九年，在此之前的建兴五年，李严还是位置仅次于诸葛亮的顾命大臣，而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赞扬了一大群朝臣，而对李严这位地位仅此于他的重臣却只字未提。看来《前出师表》真是诸葛亮的"心声"！再会表演的人，也总会有一时放松，吐露心声，这使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