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康熙追求钟表科学性，雍正追求钟表实用性不同，乾隆将钟表这种"玩意"当作不断变换玩法的各种艺术品。他曾在《咏自鸣钟》表达了这种抽象思维："奇珍来海舶，精制胜宫莲。水火明非籍，秒分暗自迁。天工诚夺巧，时次以音传。"钟表来自大洋彼岸，作为帝国最高人，他多少通过这些东西产生了对西方的猜测和不解。比如会突然说钟表还是西方的新奇"有按时奏西洋乐者更为奇"的话，在这些"乾隆风"的带动下，一批批"中西合璧"的钟表不断被注入个人特色，同时这些钟表普遍附带活动如转花、变花、跑人、跑船、鸟音等不乏童趣好动的乾隆内心世界的折射。所以当时的一些西洋人都得出了乾隆之事迷恋奇巧技艺"盖皇帝所需者为奇巧奇技，而非钟表"的结论。
乾隆时期做钟处的主要技术人员大多来自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之前，这些人都已经娴熟掌握了钟表技艺，有的已经是很有名气的钟表机械师了。乾隆在这些人"奇技淫巧"的诱惑下，不断产生各种好奇和想法。当时的著名钟表机械师汪达洪曾表达了一种类似无聊的想法："我所以热心做那些修理钟表之类的活，也只是希望能对教会游泳。如果按我本人所愿，我宁可到教育新人教者或归化异教徒的地方去工作，可是上帝作了另一种安排。"这种无奈，表达了对乾隆如此痴迷毫无实际用处的钟表改造的无奈和不解，甚至蕴含了东西方文化上对艺术品"强硬嫁接"的无奈。随着乾隆的年迈和老去，数千件东西方"合璧"的钟表制造才告一段落，仿佛如同历史的时针也彻底停止。
他的儿子与他的性格爱好完全不同，嘉庆四年（1799）嘉庆帝在上谕中发了一道颇有意味的一句话："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从此乾隆的宫中这些奇巧之物，逐渐淡出嘉庆的舞台，而那些乾隆醉心收藏的钟表不再记录时间停止了转动，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历史尘埃，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