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留下的两位辅政大臣：桑弘羊与霍光）
也有学者强调了守文与儒家思想的紧密联系，并以霍光拒斥儒学、不学无术而认为霍光并非"守文"政策的推行者。但在笔者看来，作为汉武帝政策转向目标的"守文"，也许并非意味着政治的全盘儒家化。汉武帝时期是儒学崛起的时代，但武帝同时也承袭了文景时代的酷吏政治，法家臣僚、法家思想在武帝时代从未匿迹。儒学更像是汉武帝改无为为有为的变速器，其儒法双轨并行的统治方略几乎贯彻了整个在位期。因此，很难想象，汉武帝所做的政策调整会完全弃法崇儒。
笔者大胆猜测，武帝的守文理想，就民生政策上倾向于文景之治的"不折腾"类型，但在统治策略上，则更像汉宣帝所言的王霸杂用的汉家制度。另外，即便是文景时代，也有酷吏存在，故而不能因为武帝临终前拔擢桑弘羊这样的法家代表而否认轮台诏后政策明显的与民休息的色彩。更何况桑弘羊相比酷吏更似计相，对他的延用，田先生"以刑辅德"的概括相当准确。
（收录田先生论文的文集《秦汉魏晋史探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