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张居正的出现，则让这种积弊之下的土地兼并、吏治腐败之风有所改观。这正是得益于一条鞭法的实施，对于全国土地清丈纳税；考成法则对颓政、吏治腐败加以治理，通过十年的张居正变法，颓废之势逆转，人才得到认同，经济上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财政危机也得到了缓解。
但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在赠送他上柱国、谥号"文忠"的第四天，张居正便被潘晟弹劾，言官们更是纷纷附和，最终既有自己性格上的逆反，更有在言官的"言之凿凿"之下，触动了官僚、缙绅利益的张居正，也被抄家、削官，张居正时期实行的措施也被人死而废。张居正的结局其实也恰恰反映了明朝此时的消极成分已经积累了足够的量变，随时有质变之危。万历帝在主持了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实现了疆域稳定之后，作为皇帝的朱翊钧，对于这种危局并非没有意识，但在国本之争中面对文官集团的压制，自己面对这群以道德为说辞，以个人利益至上的集团时，他无力改变。这是历史周期律中逃不掉的史实。
最终，万历十四年十一月 开始，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与其说这是一种堕落，更不如说这只是一种被动的妥协。但与此同时，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所提及的，万历十五年，是西班牙舰队征讨英国的前一年，而作为扁平化的史实，大明或者我们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已经在面对新的形势下，开始落伍了。而这一年的次年，大明王朝剿灭倭寇的名将戚继光也郁郁而终。
似乎一切很平淡，但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大明王朝、大明帝国走向了发展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