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馆前的7月，袁世凯专门下令要求财政部迅速拨款以备清史馆使用。由于经费充足，至1916年，进展顺利，"纂稿尚多"。1917年张勋复辟，战事一开，清史馆被迫闭门数月，撰稿工作一度停顿。此后虽经恢复，因北洋政府所拨经费骤减，编撰者散去大半，进度受到很大影响。
到1926年秋，《清史稿》书稿初具规模。此时赵尔巽健康状况堪忧，已近灯枯之年，因此，急思在有生之年能结束《清史稿》的编修工作。为此，经袁金铠居中联系，他向张作霖等筹到一笔款项，预计用两年审定完成全部书稿。
但仅仅过了半年，到了1927年春，赵尔巽突然提出，将全稿立即付印。由于当时清史馆经费已近枯竭，部分编撰者也希望及早刊印，以稿费补发欠薪。如此情形之下，尽管《清史稿》列传主要审定者夏孙桐等人强调史稿错误疏漏太多，反对贸然付印、遭人嘲笑，但未能说动赵尔巽。
这年夏天，赵尔巽病倒了，"印书之意愈切"。此时，正好袁金铠自奉天到京。赵尔巽便召集全馆同人至病榻前，将经费交付袁金铠，嘱托其负责刊印事务。1927年，《清史稿》列朝本纪及部分志、表、传共50册刊印完毕，至1928年5月又印出其余部分81册。至此，536卷、800余万字的《清史稿》初步完成。赵尔巽在发刊词中称"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故名曰《清史稿》。他未能亲见《清史稿》刊印出版，先于1927年9月病逝。
赵尔巽的曾侄孙赵珩，在《二条十年》中记载了其祖母所说的张作霖出席赵尔巽丧礼的若干细节。当时的张作霖已是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势力扩张到长江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处于人生的最巅峰时期，但在赵尔巽面前，张作霖始终自称僚属、麾下。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之后，每次谒见赵尔巽时都署"沐恩张作霖"。丧礼期间，张作霖行至北京北兵马司胡同赵尔巽宅邸大门口时，即开始一步一叩首，一路磕入灵堂，痛哭至两个鼻孔流血不止，被人搀出灵堂，"那场景真应了古人对'泣血稽颡'的描述"。
张学良曾在口述史中称，"我父亲（指张作霖）没有人一个人可怕的，没有怕的人，他就怕赵尔巽，就是赵尔巽能说他……我父亲能起来，就是赵尔巽提拔起来的"。
赵尔巽确实是张作霖走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推手："奉天国民保安会"成立大会上，张作霖以武力威胁革命党，保护了赵尔巽，稳住了奉天的局势。也因此增加了赵尔巽对他的信任，决定再调张作霖的前路两营进奉天。不仅如此，1912年1月又将刚组建的奉天中路巡防9营人马拨归张作霖统辖，使其所部兵力从原来的7营增加到16营，所统辖兵力达3500人以上。张作霖的腰杆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而硬了起来，从而具备了涉足政界的重要条件，并逐渐成为东三省乃至全国举足轻重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