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计算方面呢，农民没有武器，不能成组织，中央政府的管理直插到五户一组、十户一组的基层，而且是自上而下单向的，这使得农民们不可能拥有抗衡官府的能力，也因此断了提意见的想法。
在天下尚未大乱的时候，农民走上造反的道路，要么是为报私仇，要么是不反即死，反了倒不一定死。前者如西汉时的吕母，报杀子之仇而反；后者如陈胜吴广，误了集合期限，不反会被处死，还有很多变民是因快要饿死而反的。大乱之后再反就简单了，反正社会秩序已经不存在了，不反是鱼肉，反了还可能当刀俎，利害计算已经变得简单多了。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起义的农民，往往没有什么更高的追求和长远的打算，只要报了仇和活下去即可。
不仅是追求太低的问题，一些农民起义军的眼界、素质也比较成问题。集权者需要代理人，除了官二代以外，他们也保留了一条从民众中选择代理人的道路。
隋以前是"举孝廉"，隋以后是科举，这也是普通农民唯一的出头机会，而一旦出头，进入统治者队伍，也就不再是农民了。但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没有这种出头机会，他们长期处于未被启蒙的状态下，没有文化没有见识，所有知识都得之于经验和口耳相传（这也是中国社会谣言特别容易盛行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