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在《请开经筵疏》奏疏中提到的重开经筵的理由是，"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学而能致治者"，换句话说，当时选择重开经筵的初衷，是想让皇帝通过学习四书五经来提高治理国家的能力。但这一初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后世皇帝所遗忘，以至于经筵变成了"形式大于内容"的礼节性活动。
▲杨士奇历史画像
因此，经筵对皇帝的帮助随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而且明朝中后期又出现了很多奇葩皇帝，比如说嘉靖皇帝、万历皇帝动不动就十几二十年不上朝；正德皇帝动不动就住进豹房不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经筵制度更多是以进献讲章的形式落实，效果就更加难以保证。即便是能够正常落实经筵制度，受制于礼仪，也多是一字不差的读一读讲章而已，少了讨论交流的环节，效果自然也就打了不少折扣。
好在除了经筵制度之外，明朝还有另外两种进讲形式，分别是"日讲"和"午讲"，前者属于省去各种繁琐礼仪的经筵制度，也有"小经筵"之说，后者属于皇帝有精力时组织的"加灶"活动，这两种进讲都比较注重实效，从某种意义上对皇帝的帮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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