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要从董仲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说起。
当时汉武帝以儒家为师，将儒家思想引入到了治国理论中，一大批儒学之士涌入朝堂之内，博士与太学制度逐渐完善，六经思想成为了量刑标准，皇帝诏书，群臣奏议都援引经义为依据。
但这些儒家子弟很快就惊讶地发现，从汉武帝到现在的刘钦，其实都只是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念中的一个工具而已，并未真正将儒家的治国思想作为唯一的政治方针。比如博士数员从武帝时期的八百余人增加到了一万多人，但他们大多只能从事待诏等顾问之职，真正入仕还要等着察举征辟；汉武帝虽然扶持儒家，但也采取了盐铁专营等在儒家看来是与民争利的财经政策；昭、宣之后虽说儒吏渐多，但大多只是一些精通律令之人……
在政治清明时期，儒家子弟能做得并不多。虽说也有一些试图挑战政治格局的人出现，但都是昙花一现，没有溅起一丝涟漪。比如昭帝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泰山石自立、上林苑中枯柳重生、树叶被虫蚁啃噬出"公孙病已立"等异象，当时的符节令眭弘就上书请求皇帝禅位给"受命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