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信念不同洪秀全对西方宗教文化的选择,带有中国小农的落后性。洪秀全的宗教理念来源于西方基督教的一本布道手册《劝世良言》。基督的精神对于洪秀全来说也许只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思想启迪。1843 年的洪秀全,是一个屡试不第,连秀才都没有考上的落魂书生。是《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改变了他的一生,使他从一名眷恋仕途的乡村士子转变为一位虔诚的上帝真道的传播者和揭竿起义武装反抗的农民领袖。这种转变的偶然性和突发性虽然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根源和心理因素，但要使它真正中国化，显然还缺乏必要的思想氛围和理论准备;而要使西方劝世和救世的基督教义，一下子变成中国农民揭竿造反的政治纲领，不仅在中国社会缺乏思想基础,就是在洪秀全自身也显得十分突然。这就注定了上帝教的创立和发展必然伴随着先天不足的畸形和变异。最终他的拜上帝教既没有取得西教的精髓，更是抛弃了儒家文化的精华，是不伦不类的怪胎。反观曾国藩，曾国藩注重理学经世之术,成为儒生地主政治势力的代表。一方面,曾国藩长期注重研习理学,早在湖南读书求功名时,他就与好友郭嵩焘等人''相尚于宋儒义理之学''。后来又与众师友如湖南的理学大师唐鉴、湘军的主要骨干罗泽南、刘蓉等开展以理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术交往,使他进一步笃信程朱理学。并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讲理学的士大夫群体。另一方面,他又发扬了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所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了''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经世之志''的风气。这样,在曾国藩周围汇聚了一批集理学与经世之学为一体的晚清士人。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际,他们聚集于湘军大营,形成了晚清文化史上重要的湘军文化集团。他们的理学和经世之学,代表了当时保守地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统一了思想，加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并在他的周围聚集起一批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在曾国藩眼里，太平天国就是属于异端和邪教，而其统治下的人民群众都几乎被洗脑，他们已经离儒家传统越来越远，将他们留下，对于大清王朝来说，百害而无一利，所以你觉得曾国藩对于湘军的大肆屠杀会采取怎样的做法呢？当然是不闻不问了。
四，利益所使。大家其实都有个误区，那就是将曾国藩和湘军绑得紧紧的，其实曾国藩是曾国藩，湘军是湘军，这样的理解才正确。从湘军一方面来说，天京一战之后，太平天国也就基本覆灭了，所以当时是能杀则杀，能抢则抢，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而从曾国藩方面呢，杀敌越多，功劳就越大，至于这''敌''如何看待，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另一方面，俗话说狡兔死走狗烹，没有了敌人，还要军队有什么意义？曾国藩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纵容士兵屠城虽然有为了刺激士气的原因，但是在最后的南京屠城也有向当时朝廷表忠心的意味，当时很多人传言曾国藩手握数十万大军，只要他的思想稍微一动，调转枪口攻打北京，那么清政府可能会瞬间瓦解。
士兵屠城一个原因就是消除朝廷的疑虑，如果你曾国荃打下天京不抢不杀，还整顿军备，沽名钓誉、收买民心，你这是要干什么？要造反吗？所以此时能怎么糟蹋南京就怎么糟蹋，这样的做法，朝廷看着就放心，曾国藩也能安安心心回去交差，顺便还能升官封侯。在我们看来，这种屠杀太过残忍，但历史的细节，如果不是当事人，谁也说不清楚，也不知道如何才是最正确的选择，我们能做的只有透过史书去了解、推测、还原基本脉络事实，没有资格去搬弄是非对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