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自由主义者意识到，除了摧毁诸多集体身份这一胜利果实之外，还剩下一些集体性的事物，一些被遗忘的集体身份，它们也应该被摧毁。这就是性别政治。作为一个男人或作为一个女人这种表述，意味着他们共享一个明确的集体身份，这种身份背后预设了强有力的社会和文化实践。这是对自由主义的新挑战。个人应该从性别中解放出来，因为性别仍然被视为客观存在的东西。社会性别应该是可选择的，应当是纯粹个人选择的结果。
性别政治从这里出发，巧妙地改变了个人概念的本质。后现代主义者首先指出，自由主义的个人概念是一种男性化的、理性主义的构造。为了使它更加“人性化”（在这里我们仍然是在人的区域内），新的解放实践不仅要克服性别是否平等的问题，而且要完全用一种新的、奇怪的、（甚至可能看起来）变态的构造来替代旧的、好的个人。这种简单的男女性别的社会可能性和功能的平等化，包括自由随意改变性别的权利，并不能解决问题。“传统的”父权制仍然会在界定理性、规范等方面占上风。
所以，后现代主义者如德勒兹（Deleuze）、瓜塔里（Guattari）等人得出的结论是：解放个人是不够的。下一步是要把人类解放出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把“生命实体”（living entity）从个人中解放出来。
现在，我们可以用能选择性别的根性实体（gender-optional rhizomatic entity）来替代个人，这种实体是一种网络身份。而最后一步将是用后人类的怪人——机器、嵌合体、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其他种类的基因工程来取代人类。
在20世纪70、80年代，这些是法国前卫哲学家的前卫研究。而在90年代，这种思潮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社会文化领域的重要潮流。在拜登的竞选活动中，它已经是一种完全成型的、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它所歌颂的不再是个人（如自由主义1.0），而是新的、正向我们涌来的后人类实体：以技术为中心的、能选择性别的、后个人的分裂个体（dividual）。
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他们的研究都由索罗斯赞助和推动）等左翼作者为这些概念准备了知识土壤。但现在，这些概念被大资本所接受，尽管这些概念最初是针对大资本本身的。
个人与分裂个体之间的界限，或者说“仍然是人”与“已经是后人类”之间的界限，是自由主义1.0向自由主义2.0范式转变的主要问题。
特朗普是一个人类个人主义者，在仍然是旧式的人类语境中捍卫个人主义。也许他是最后一个人类个人主义者。拜登则支持后人类主义和分裂个体主义（dividualism）的全面来临。
自由主义2.0与第四政治理论
我就这一真正重要的议题所做的最后陈述，是专门讨论第四政治理论及其在当前意识形态背景下的发展。第四政治理论的规范导向是反对一切形式的现代性，反对现代性本身。然而，考虑到第一政治理论即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战胜了它的竞争对手，从而确保了自由主义作为现代性主要精神（Aufklärung）唯一继承人的地位，第四政治理论是公开地、彻底地反自由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