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永乐年间开始，直到明亡为止，明代宦官在政治舞台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们干政的范围不仅及于政治、军事，还达于各经济领域，乱政的情况比汉、唐两朝更为严重。其中英宗时的王振、武宗时的刘瑾及熹宗时的魏忠贤等"三宦"弄权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专横现象。造成明代如此严重的宦祸，无不与朱元璋所推行的政治措施有关。其实，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专权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注意预防这种历史在明代的重演，所以，他规定宦官只能洒扫侍奉，不准识字，不能用作耳目心腹，严禁他们预政典兵，与诸司文移往来；甚至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的禁令铸为铁牌，悬之宫门。可见，朱元璋对防止宦官干政，态度是颇为坚决的。可是事实上，大明朝正是葬于宦官专权乱政的。
朱元璋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大肆封藩，此举加速了明朝宦官专权乱政的到来。汉初和晋初部分承袭过这一制度，结果都酿成了大乱。朱元璋考虑建藩时，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其危险性的，但他他所意识到的危险性也只是封藩有可能导致同室操戈，骨肉相残或重蹈封建割据的覆辙，从未料到封藩是导致宦官专权的祸害之一。1339年，也就是在朱元璋死后仅过一年，他的子孙便将其谆谆告诫"当各守祖宗成法，勿失亲亲之意"当成耳边风，燕王朱棣与建文帝间大动干戈，爆发了"靖难之役"，战火持续了三年多，卒以燕王取得胜利而结束。尽管战争并没有带来历史的倒退，但"靖难之役"后明朝宦官的际遇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朱棣即位后，便大杀惠帝时官僚达数万人，造成了大臣难信，有能之臣甚少的严重局面。更主要的是，在靖难之役时，朱棣南下，多方受阻，直到从建文帝左右逃出的宦官通报消息后，才得以避实就虚，一举进入南京；还有其藩府旧人，如郑和、王彦、马骐等人，他们同朱棣一起，出入战阵，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朱棣以宦官"忠于己"，把朱元璋为防宦官专权而规定的法制和祖训踢到一边，"多所委任"，把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归于宦官，尤其是特务机关东厂的设立，便使宦官如虎添翼。于是，通过靖难之役上台的朱棣开了明代宦官专权之祸。之后，明代宦官的权势便有加无已，并最终演化成一幕幕宦官把持国柄，掌乱朝纲的政治局面，直到明朝灭亡。
朱元璋废除丞相是犯得第三个大错误，废除丞相使宦官取得批红之权，干预朝政，导致大明王朝的败落。本来，设置丞相原可以补救君主世袭制的弊病，因皇帝传子，而且必以立长立嫡的宗法原则世代相传，皇帝之子不必贤，端赖丞相传贤以为补救。废相后，皇帝传好传坏，没有任何补救的可能，因而也导致弊病百出。其中朱元璋废除丞相至少在两个方面为宦官专权留下了严重后患。朱元璋废除丞相，把一切军政大权维系在一人身上，庞大而笨重的封建国家机器由一人控制和指挥运转，这种局面于任何人也难以维持长久。洪武十七年，给事中张仁辅详细计算朱元璋上朝八天所处理的大事，多达三千二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处理四百多件。为此，朱元璋"昧爽临朝，日晏忘餐"，到了晚年也日勤不怠，但已"忧危积心"力不能支。这在朱元璋时代由于他勤于政务，才能过人尚属可行。但朱元璋是按照自己的品格来构造垂诸永久的政体，殊不知这种品格是不能遗传的。事实上，永乐后，其余的君主几乎均是昏聩无能的荒怠之主，自己不能亲理政务。从永乐开始的一些皇帝，便将很大的权柄赋予宦官，造成了明代宦官专权人数之多，情况之严重，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朱元璋在废相后，为处理庞杂的事务，不得不设殿阁大学士备顾问应对，并令其协助一些指定的文翰工作，但为防止他们重操相权，殿阁大学士也只是从翰林院挑出来的一些新进士。但是这种做法只能勉强维持一时，随着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变化，重大的制度蜕变实属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