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嗣源一上台，首先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削减了后宫、内官、教坊、鹰坊、御厨人数，裁减了一些有名无实的机构。另一件是夏秋征税时，免去了每斗一升的"省耗粮，"只纳正数，并诛杀了一个滥派乱收的租庸使孔谦。这两项措施，大大地争取了民心，缓和了矛盾。接着，李嗣源又颁布了一些开明政策。比如，不准刁难买卖人，不准于军粮内加"省耗",不准借口修葺城池、庙宇勒索民财或营造私人宅第，不准各级官吏行贿受赂。如果有人违反这些规定，一旦被人检举揭发，经查证落实，要给予处分。
他还下令开"铁禁",允许老百姓自造农具从事生产，不准随便杀耕牛。这一系列政策，在当时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李嗣源当政时期，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就是他准许宰相冯道的提议，校定并版刻了《九经》,据说这是我国刻版印刷的开始。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是很了不起的。李嗣源在这方面做得也比较好。大臣中有一个叫康澄的人曾给他呈递过这样的疏奏。他写道：安危得失，治乱兴亡，不在天时，不在地利，不在灾异吉祥，而在于有"深可畏者六"即：有才能的人藏匿不闻；人民流漓失所；上下勾心斗角；不讲礼义廉耻；是非曲直不分；直言不被重视。这六种情形"深可畏",要治理一个国家，这些是不能不慎重考虑的。李嗣源到这份疏奏，认为康澄说的切中时弊，特奖励了他，对他这种关心国家大事，敢于言的精神表示赞赏。
有些官吏渔肉百姓，胡作非为，李嗣源对那些民愤很大的也做过惩罚。比如出名的伶官敬新磨，因为受贿被人告发，李嗣源责令其退出这些不义之财，然后鞭答示众。郑州防御使张进和副使咸继威劫掠城中居民，李源知道后，马上罢了他们的官。他这样做，当然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其统治。作为一个皇帝，能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也是不简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