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正在竞选连任，他在中国官方媒体那里是个经常受到批评的人物。多年以后，我当时教的一名学生给我写来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讲出了自己当时的一些感受：“在您成为我的老师不久，我就读到了一篇新闻报道，里面说如果克林顿先生成功连任，原因之一在于他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那时候，我很讨厌见到您和迈耶老师”。
不过在当时，中国学生们并没有把此类想法说出来，他们保持了沉默。我在四川遇到的人们普遍对政治采取了一种很务实的态度。为了响应改革开放政策，我所在的大学愿意冒险引进美国教师给中国学生上课。那些学生大多来自贫穷的农村地区，不过他们能够被英语专业录取，成绩都是很不错的。在语言课程之外，他们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必修课程。
不过就在我任教的第二年，政府开始不再为毕业生分配工作，住房也开始私有化，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我的一些志向远大的学生在毕业后去了广东和浙江等省份，那时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出口经济已经开始发展起来。
后来人们发现，比尔·克林顿当选其实比其他任何候选人当选对中国都更加有利。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任期，美国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而且克林顿总统还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与中国开启了谈判，中国最终于2001年加入了该组织。连续多届美国政府都采取了对华接触政策。即便奥巴马总统为了对抗中国在亚洲日益上升的影响力曾提出“重返亚洲”战略，这个战略似乎也没有取得多大实际效果。
2019年我再次来到成都，我发现改革开放在物质层面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变化充斥着每一个角落：庞大的地铁系统、全新的四川大学校园、耸立着高楼的商业区。在课堂上，两个时代的对比冲击着我的内心。我给学生们展示了1996年我在四川教书时拍的照片，他们看了以后都笑了起来：身高175厘米的我站在学生们中间却已经是最高的了。如今，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看起来我已经比教室里许多男生都要矮了。去年，《柳叶刀》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自1985年以来，在全球200多个国家里，中国男孩的身高增幅排在第一位，中国女孩的身高增幅排在第三位。与1985年相比，如今中国19岁男性平均长高了近9厘米。
我所教授的学生大多来自城市中产家庭，其中许多人都参加了一个特别的教学安排，他们要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进行最后一年或两年的本科学习。中国每年有40万人赴美留学，而我的那些学生是这40万人的一部分。不过在四川大学，即便那些将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还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课程。
就在我上课的教学楼旁边，一座安装了玻璃幕墙的四层建筑刚刚落成，建筑表面有一行金色的汉字——马克思主义学院。看到这座建筑，我想起了我的学生们：他们比20多年前我所教授的那些学生更加高大、更加健壮、穿着也更加讲究。在这座建筑的地下，中国人设计了一座很大的停车场，因为如今中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购买了汽车。
与记忆中的20多年前相比，如今中国共产党对这个国家的管控能力更加强大了，美中两国的关系也更加恶化了。在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华盛顿的各派力量就已经在一个问题上凝聚了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中国人在美中双边关系中获得了过多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