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书中，吴兢分门别类地记录了唐太宗与他的大臣们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多次讨论，其中，太宗即位仅两个月之后的一一次讨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贞观时代的基本政治路线。在当时的朝廷中，关于用何种政策来治理百姓，出现了"王道""霸道"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宰相封德彝等人认为，经过长期的战乱，人心不古，因此，对百姓必须实行高压，对四夷各族当以武力慑服。封德彝所代表的，实际上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那种崇尚武力与强权的悠久传统。
对于这种主张，魏徵进行了坚决的驳斥，他为太宗分析了大乱之后天下思定、人心思治的政治形势，解除了太宗对于大乱之后能否迅速致太平的疑虑，他特别劝太宗"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坚定了太宗以德化民的信心。后来的情形基本上是按照魏微的预期发展的，在太宗施行仁政的决策下，到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就出现了安定、清明的政治局面，贞观之治的维形得以显现。多年以后，太宗还不时回想起这次讨论，认为魏微的建议为国家治理指明方向，使国家完成了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转型。
坚持以民为本
在贞观君臣论治过程中，他们讨论了皇权的来源和君民的关系问题，清醒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反复强调要"以百姓之心为心"，这无疑是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的翻版和具体化。太宗自己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为君之道，必须首先安养百姓，如果为了一己之私去损害百姓的利益，就像是割自己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饱了，人也就死了。"这表明，唐太宗对君民关系有深刻的理解。
在皇权本身的运用，特别是君臣关系上，贞观君臣也进行了具体的讨论。他们重新提出了《礼记.礼运》中的"天下为公"的原则，强调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对皇权的范围和行事准则进行某些限制和界定。总的说来，贞观年间的君臣关系比较和谐，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太宗方面特别强调君臣共治天下，另一方面又要求百官坚守直道，敢于负责，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贞观君臣论治中，形成了一整套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他们也将这些思想落实在朝廷具体的政策之中，例如轻徭薄赋，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奖励人口增殖等。在贞观初年，全国的经济情况一度非常严峻，不过由于大量荒地的存在，农民都能占有土地，在唐太宗的一系列政策的引导下，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到贞观中期，虽然经济仍然未达到隋代的水平，但社会秩序迅速安定，全国出现了家给人足的小康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