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赵云激烈反对，朝中众多大臣也都持相同看法，普遍认为伐吴断不可行，纷纷上书谏阻刘备。然而，尽管"谏者甚众"，却都被刘备拒绝。治中从事黄权认为"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反对大规模兴兵，更不赞同刘备御驾亲征，结果被调到江北防备曹军；从事祭酒秦宓断言"天时必无其利"，也遭到"下狱幽闭"的处罚。可以看出，不论内部反对的声音有多高，东征的阻力有多大，都丝毫动摇不了刘备伐吴的决心。
刘备执意兴兵，很多人认为他是感情用事为关羽报仇雪恨，但依我之见却未必如此。关羽和张飞从创业开始就追随刘备，虽然和刘备关系紧密，"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但远远不到"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程度，誓同生死只是小说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对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刻意渲染，真实的刘关张应该如曹魏名臣刘晔所说的那样："恩犹父子，义同君臣"，是一种有着特殊感情的上下级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对刘备来说并不值得他倾其所有冲冠一怒。因为在刘备的感情世界中，利益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亲情、友情都得无条件地让路。
史料记载中，刘备有过多次抛妻弃子的不良记录，在和吕布、曹操的交锋中屡次被"虏妻子"，长坂坡一战更是"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对待骨肉血脉相连的至亲尚且如此，对关张之类的麾下将领更加显得冷漠。关羽死后，史料未见他有只言片语的抚恤存问，张飞遇害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了四个字"噫！飞死矣"，没有丝毫悲痛欲绝的表现。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沉着冷静、自私冷漠的人会为关羽之死失去理智，拿其一生辛苦打拼的政权做彩头，去和孙权进行一场生死豪赌。
刘备不是快意恩仇的江湖豪侠，也不是睚眦必报的"古惑仔"，而是经历过数十年的生死锤炼的出色政治家，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必然有着其政治目的，所作出的每一个决定也必然要服务于其政治利益。因此，刘备伐吴的真实原因，还得从政治层面去探寻，我认为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去分析。
首先来说内部因素。建安十六年，刘备率领荆州集团入川，用不光彩的手段从刘璋手中夺取了益州，打破了原有代表本土势力的益州集团和刘璋东州集团并立的政治平衡，形成了三股势力"鼎足而立"的新格局。伴随着权力的重新洗牌，三者之间的利益也重新进行了分配，相当一部分益州旧势力的利益被稀释，和反客为主的荆州外来户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虽然在刘备的恩威并施下暂时能够和谐相处，形成"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的良好政治氛围。但看似平静的朝堂下却是暗流涌动，各种蛰伏的反对势力伺机兴风作浪，比如后来刘备病危白帝城，汉嘉太守黄元就"举兵拒守"，牂牁太守朱褒和益州大姓雍闿也"举郡反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