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蒋介石实行的专制并不是胡汉民所希望的“党治”，蒋介石无非是借“军治”为名，达到能控制党权和政权的目的。蒋介石认为，开国端在武功，有武功不患无文治。
蒋介石以军事起家，自然迷恋军权。历史学者王奇生分析说：蒋介石认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军人都是社会的主导群体；人类社会最合理、最严密、最有效的组织，莫过于军事统制。与军事统制相比，政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显得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
蒋介石对军权和军治的过分迷恋，分散甚至取代了他对党机器组织建设的关注和考虑。在蒋的一生中，他最为倚赖的是军队，而不是党。这也埋下了国民党日渐成为一盘散沙，无法与组织严密的共产党竞争的祸根。
如果说胡汉民代表党权，蒋介石便代表军权。尊党权，还是尊军权，决定着胡汉民和蒋介石谁的权力大、地位高。这一分歧是根本性的分歧，是无法调和的分歧。蒋介石好抓权，党政军事务都要插手，对此，胡汉民忍无可忍：
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财政恐慌，大概也不无小补！介石是不是什么事都要闻问，我不得而知。但陈立夫、陈果夫等对任何事件，总说：“介石不知意思如何？”其实，既然有中央党部，有国民政府，有陆海空军司令部，又有各院部会，事有专司，何可以某一个的意思来掩盖各机关。
军权的扩张，自然使得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都成为其附庸。这是由蒋介石的个性决定的，更是由南京政权“军国”的本质决定的。
▲前排左一蒋介石，右二胡汉民
04蒋介石软禁胡汉民
二人的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1931年2月9日，蒋介石在国府主持纪念周时，被胡汉民在众人面前痛斥。蒋介石没有当面翻脸，但在日记中写下愤恨不平的心情，“无论对于何人，如见其有过，宁可直说面规，然须意存钟爱，万不可发于大庭广众之中，迹近侮辱使人难堪也。”
数天后，蒋介石再度与胡汉民谈及约法问题，试图做最后一次努力。胡汉民仍坚持己见，且傲慢地对蒋介石等人说：“我并不是不主张约法和宪法，我自信是真的为约法、宪法而奋斗者。实在说一句，党开始反对满清、提倡民权主义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你们何在？而且也无处认识你们。”
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孔子之于少正卯、孔明之于马谡，其皆迫于责任乎。然吾则制止其作恶作剧而保全其身可也。”这番话显示蒋介石已决心对胡汉民使用“非常手段”。
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和全体中央委员应蒋介石的邀请到陆海空总司令官邸晚餐。胡汉民不知道，蒋介石已为他设置了一桌鸿门宴。
当晚八点，胡汉民刚一抵达，高凌百秘书长、吴思豫警察厅长等将其迎入一间单独的会客室。两人拿出一封蒋介石亲笔写的，名为《致胡汉民函劝其悔改自新以利党国》的信件。信中指责胡汉民犯有“勾结许崇智”、“运动军队”、“反对约法”、“阻碍和平、破坏统一”、“恶意攻击外交、使外交无从进行”等诸多罪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