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总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到"主昏臣庸"上面,认为明朝末期的皇帝昏庸,奸臣当道,比如万历皇帝,几十年不理朝政;还有大太监魏忠贤独揽朝政,弄得是民不聊生,人心惶惶。最后致使国内农民起义接连爆发,终于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当然了,我们并不否认这些,但明朝的灭亡,也不仅仅只局限于在所谓的"主昏臣庸"上面,实际上在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比如明朝末期的"党争"问题就是其中的典型。那么,什么是"党争"呢?

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党",跟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不一样的。前者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和纪律,是一种因为政见、利益和派别相近,甚至是籍贯相同,而结合在一起"特殊团体",在古代时也称为"党派"。
简而言之,这就是一群"帮亲不帮理"的家伙。而不同的派别常常就会相互攻击和抵制,从而形成我们所说的"党争"。不过这种党争在大多数情况所起到的,并非是现代政治中不同政党相互制衡和监督的作用,更多时候则属于一种毫无意义的意气之争。比如某一派得到了皇帝的重用,于是另外一派就会开始在皇帝耳边说其坏话。如此一来的话,必然会产生很大的内耗,这对于国家本身来说并无半点好处!
如果朝廷"党争"问题严重,那么国家必然动荡不安,甚至还会有亡国的危险。这一点在明朝末期就有很好的体现

明朝末期的党争起源于17世纪初期。
公元1604年,江南学者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曾经的讲学旧址上修建了"东林书院",而这便是"东林党人"的起源。当时的东林党人主张将"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并同时开放地方政权,革新吏治!
此外,在经济上,东林党人还提出了"惠商恤民、反对矿税"等一系列较为先进的主张。实事求是地说,东林党人当时所提出来的这些意见还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因此有学者还将其称之为是"明代中国的启蒙运动"。然而历史证明,东林党人在政治上是非常失败的。为何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东林党人正式进入朝堂参与朝政是在万历后期,到了天启年间,其势力大增,当时东林党的主要对手就是以大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
当时阉党勾结权贵,势力很大,同时还实行了各项苛捐杂税,跟东林党的主张几乎完全相反。既然政见不合,那么必然会产生对抗。天启年间,魏忠贤得势,阉党势力随之剧增,于是便开始残害东林党人,甚至连他们的书院(东林书院)都给拆了。
魏忠贤此举不仅没有彻底击垮东林党人,反而还促使江苏、安徽等地的士大夫和底层文人对东林党人主张的支持。随后在公元1624年,江南的几个大社团开始合并,成立了"应社",以张溥和周钟为首的文人集团。此后不久,应社又改名为"复社",正式成为了明末江南士大夫的核心团体,甚至还素有"小东林"之称。

公元1627年,崇祯皇帝继位,很快就将魏忠贤给除掉了,而阉党也就随之垮台。因为在崇祯皇帝看来,这天下的弊病其根源就是阉党,只要除掉了阉党,然后重用之前与阉党敌对的东林党之类的文人清流,那么不日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
俗话说"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崇祯皇帝与复社人员接触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些人极难驾驭,又没有他所想得那样纯洁无私,他们同样也会为自己谋取利益,简言之,一样靠不住。因此从公元1643年以后,崇祯皇帝就不再考虑用哪一派了,而是通过不断换人的方式来防止朝廷的这些党派做大。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在崇祯十七年的时候,仅入阁者就多达五十余人,而这其中还有四人被处死。熟悉明朝内阁政治的人都知道,频繁更换内阁大臣,根本无法保证政策的连贯性。甚至还会造成内阁大臣的恐慌,因为很可能今天入阁,明天就被斩首示众了。在这样充满危机和紧张感的环境下工作,试问又有多少人能踏踏实实做事呢?其大多都是来混日子的罢了!

于是,此时的明朝廷便陷入到了分裂和极度低效运转的艰难处境之中。虽然最终造成这一局面并不能完全归结到东林党和复社身上,但是他们一切以党派出发的思维方式,确确实实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而且这也极大消解了他们思想上的进步性。
党争问题造成朝廷的"分裂",其对于国事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比如在李自成向北京进军的时候,崇祯帝本来是想南迁,在南京组建临时中央政府,并重组军队,延续明朝的国祚。不过崇祯又不好将此事提出来,于是在公元1644年3月6日的时候,崇祯就暗示翰林学士李明睿等人,让其提议皇帝南迁,太子留守京师。
本来计划得好好的,结果北方籍的大臣们留恋北方的家产,同时又担心等到了南京之后,自己的权势又会被南方大臣给夺去,于是便极力反对皇帝南迁!崇祯帝无奈,只好将南迁之议作废。
同年4月初,崇祯再次提出南迁,但大臣们仍然没有同意,不过却同意让太子南迁,皇帝和北方籍大臣留守京师。对于崇祯本人来说,他当然是不愿意留下的,因为一旦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那么自己很可能就性命不保。即便有幸逃出,但皇帝之位就与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了,而这一点在明朝是有着先例的,当年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被俘,明朝为了稳定局势便立了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即后来的明景帝。

因此崇祯帝当然不能同意让太子南迁,不过他又不好明说,于是索性将南迁提议全部废除,甚至还批评提议者说:"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简言之就是,你们这些说南迁的人,是想让我抱头鼠窜没面子吗?皇帝既然都这样说了,那大臣们也就只能沉默不语了。
而后来的故事我们也就很清楚了,皇帝和太子一个也没走成,等到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后,崇祯帝便只得自缢于煤山了!
值得一提的是,崇祯死后,党争问题并没有宣告结束,继续波及到了南明政权。其中史可法等有才之士遭到排挤,就是党争余波最好的体现,而这也给了清军提供了征服南京的绝好机会。
由于党争,明朝的残余力量根本无法形成合作抵抗清军,因此等到南明福王政权覆灭之后,其他几个称帝的明朝宗室也被清朝给灭了!而直到明王朝彻底灭亡之后,党争问题才正式宣告结束。

综上所述,便是我们对明朝末年时期的党争问题做的一个简单叙述了。总的来说,这些以朋党利益和个人名誉为第一追求的党派人员,他们根本不会顾及到国家更高层面的利益,他们往往只要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就能排斥一切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而想要他们着手于国家大事,提出具体可行之意见,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
就比如我们前文所说到的迁都一事,这明明就是务实可行的策略,但是只要一跟道德挂上钩,谁提议迁都谁就是懦夫,胆小鬼,而这就是典型的党争思维。因此在这种环境下,当然是不可能产生利国利民的真知灼见的,因为这些人都在忙着表姿态,看看谁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那个人!
而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不走向灭亡,还真说不过去!
参考文献:《明史》、《洪业·清朝开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