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在秦帝国底层生活了四十余年，深知百姓所痛恨者，"秦之严刑峻法"，于是"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百姓皆悦。"
"约法三章"，简单易行，也符合战争状态下的管理需要。不过，它只能当作是临时性法律措施，"楚汉之争"结束，刘邦开基立国之后，"约法三章"就显得不合时宜，"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汉书.刑法志》）
刘邦认为"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从根本上分析，也是由于他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实质变化：昔日混迹社会底层的市井无赖，摇身一变，成为一国之主的皇帝，自然要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刘邦必定要制定相应的法律，管理百姓。
从这个角度去看，刘邦的定新法的需要，也是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