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攸和司马炎的争夺，在我们前面谈到的司马昭去世期间就已经非常明显。司马攸超越礼法哀毁过礼，杖而后起。而司马炎也作出了居丧三年的政治姿态，兄弟两人都企图争夺“至孝”这个名声，以此来增强自己的政治地位，竞争的意味之重，使得我们在千年以后，都能从史书中轻易地嗅到火药味。
司马攸和司马炎的矛盾和竞争，也绝非是司马昭去世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前面我们曾经提到羊琇曾经为司马炎“密为画策”，可见双方的激烈斗争由来已久。
“及帝寝疾，虑攸不安，为武帝叙汉淮南王、魏陈思故事而泣。临崩，执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有疾，既瘳，帝与攸奉觞上寿，攸以太后前疾危笃，因歔欷流涕，帝有愧焉。攸尝侍帝疾，恆有忧戚之容，时人以此称叹之。及太后临崩，亦流涕谓帝曰：‘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
吕思勉先生在解读这段材料的时候，曾经评价说，“观文帝及文明太后临终之言，知武帝与齐王不和已久。”这确实是中肯而又精辟的洞见。除此之外，笔者还注意到，如果说司马昭临死前的担心是出于对兄弟二人争夺帝位的忧虑的话。王皇后去世时，已经是泰始四年（268年）。这就意味着两人的矛盾并没有随着司马炎登上帝位而结束，甚至得到一丝缓解。
在司马炎咸宁二年（276年）的立嗣危机中，兄弟二人的矛盾又进一步升级，达到了公开甚至白热化的程度。
关于咸宁二年司马炎病重期间，朝野密谋准备拥立司马攸一事，笔者已经有两篇文章对此做过详细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在这里需要单独加以说明的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本文在第二节里提到的司马攸本人绝非《晋书》中所塑造的谦谦君子形象，他在和司马炎争夺帝位的第一次斗争中失败以后，还在暗中积蓄力量，并且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对司马炎，尤其是司马衷地位构成严重威胁的角色。从这个角度讲，笔者认为在以往的史家论述中，把兄弟二人失和的主要责任归咎为司马炎“为兄不慈”，是有失公允的。
司马攸在事实上也形成了对司马衷的巨大威胁
面对这种威胁，司马炎当然不可能坐视不理。司马炎恢复健康以后，立即着手打击公开支持司马攸的河南尹夏侯和，并不动神色地解除了在此次密谋中首鼠两端的贾充的兵权。并且，作为在西晋立国过程中居功至伟的贾充，经过此事后他在司马炎心中的地位已经大大动摇。这从次年调整分封一事，贾充已经不得参与，可以很清楚地得到印证。
咸宁三年的分封调整，其实可以看做是太康三年（282年）司马炎强令司马攸就国的前奏，同时也不妨理解为他对于咸宁二年那次拥立司马攸密谋的回应。而这些又全部可以视为司马炎决意将司马攸排除出政治中心，并以此巩固太子司马衷地位的手段。
在《晋书》的叙事中，外戚杨珧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实际上，我们应该都看得出来这件事的幕后推手是司马炎本人无疑。然而要求司马攸就国的诏命一下达，就立即激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尚书仆射王浑、扶风王司马骏、光禄大夫李熹、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甄德等人纷纷上书挽留司马攸，这些人不是司马炎的至亲，就是晋廷元老，由此可见司马炎的这个决定是多么不得人心。司马攸本人也表示了不满，故意拖延行程，滞留洛阳，希望事情有所转机。在此次风波中，司马炎不顾几乎全体朝臣的反对，甚至不惜要诛杀八名上书抗议此事的大臣来表明自己的坚决的态度，仇鹿鸣老师称此事为“武帝时期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政治事件”。我们从此事可以看到，为了彻底驱散这个几乎笼罩了自己一生阴影，一向以优容甚至放纵大臣而为人所知的司马炎，将司马攸驱逐出权力中枢的意愿已经强烈到了何种程度。
